聶日明/文  近日發布的《北京市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21）》顯示，北京的60歲及以上常住人口442萬人，占常住總人口的20.2%；65歲及以上常住人口312萬人，占常住總人口的14.2%。報告稱，2021年是北京市近五年常住老年人口增量最多、增長幅度最大的一年。按國際通行標準，北京已經進入中度老齡社會。

快速老齡化是全國普遍發生的事實。如果只計算戶籍人口，截至2021年底，60歲和65歲以上老人分別占北京戶籍人口的27.5%和19.8%；上海更加驚人，60歲和65歲以上老人占戶籍人口的36.3%和26.9%。

中國人口凈流出地區的老齡化水平也很高，并且境況更令人擔憂。七普數據顯示，全國60歲以上老人占比為18.7%，但城市和鎮兩類地區只有15.5%和16.4%，鄉村地區則高達23.8%。分地區來看，遼寧、江蘇、重慶農村地區的60歲以上老齡化率超過30%；吉林、湖北、四川等11個省的農村地區超過25%。

老年人勞動能力弱，在傳統社會主要靠家庭供養，在現代社會則依賴社會保障。中國社會處于轉型期，城市里的老人參加高水平的職工養老保險比重很高，從七普數據來看，城市的60歲和75歲以上老人的主要生活來源為退休金的高達70%和73%，而農村僅有32%和33%，并且農村老人享受的退休金待遇水平有較大概率遠遠低于城市地區。

即使有退休金的老人，未來也要考慮一個現實：隨著撫養比上升，養老保障水平會下降，單靠養老金無法過上體面的退休生活，退休拿養老金但同時必須繼續工作，未來可能是很多老人不得己的選擇。

目前的政策討論中，已經有一些解決方案，例如延遲退休和延長職工養老的最低繳費年限。延遲退休一方面降低了可領取退休金的年限，另一方面延長了繳費年限，可以緩解養老金的支付危機；現有享受職工退休待遇的最低繳費年限為15年，有建議延長至20-30年。對于不少勞動者而言，這都意味著到了60歲還要繼續工作。

可以說，未來銀發族再就業將成為常態。那么我們應當怎樣迎接這一刻？

從老年人口自身的情況來說，隨著預期壽命的提高、醫療保障水平的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也在提高，老年人的定義原本就需要做一定的調整。政策應當在年齡之外引入健康的維度，允許健康的老人繼續工作，當前確實也有比較大的人群，健康情況和勞動生產率在60歲以后依然可以勝任原有崗位，尤其是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行業。在現在的環境中，也有一些機制將這些“老法師”返聘，但限于現有退休機制，無法形成常態。當然，延遲退休等政策也要照顧不健康的老人（尤其是重體力行業的勞動者），允許他們提前退休，否則會造成不平等。

對銀發族的再就業，更為關鍵的是包容的社會環境。中國就業市場存在較為嚴重的年齡歧視，機關事業單位招聘往往限定了35歲以下，很多互聯網大廠則視35歲為老人。為什么會有年齡歧視，原因是多樣的，方漢明等人在2020年的一篇論文對比了中美勞動力工資的“黃金年齡”，即一個人在什么年齡拿到職業生涯中最高的工資。美國和2000年以前的中國這個“黃金年齡”（golden age）在45-55歲左右，而后中國的黃金年齡不斷下降，到2007-2009年降至35-40歲，中國的這種現象可能是因為知識和技術更迭太快導致的，也可能是因為中國產業結構的特性，熟練勞動力的“經驗”價值不被重視。

35歲的勞動者尚且如此，更大年齡的境遇可想而知。官方將男50歲、女40歲列為就業困難群體，顯然銀發族受到的歧視要比上述群體更加嚴重。在這一點上，體制內就業崗位的招聘應當首先清理各種年齡限制，為市場化主體作出表率，進而系統性消除中國社會各種非正式的年齡歧視。

最后，我們還要注意銀發族再就業的擠出效應，如果全國就業崗位規模固定，老年人再就業意味著擠壓了年輕人，年輕人的內卷化會越發嚴重，尤其是體制內崗位，如果老年人到齡不退，年輕人也就進不去，目前在就業市場上年輕人群體本來就承壓很大。

但是，就業市場不同人群的相互影響是復雜的，每個就業人口既是勞動者也是消費者，銀發族再就業后收入增加了，消費也會增加，這也有利于拉動其他就業崗位。要完成這個循環的關鍵還在于經濟要增長，就業市場要形成做大蛋糕的格局，而不能陷入存量競爭的零和游戲。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