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向陽/文

1840年8月30日，文淵閣大學士琦善作為清政府特使，行色倉皇地從京師出發，受命赴天津和英軍代表談判。此時的清帝國，還在延續百年昏睡舊夢中，而早在這一年7月，八艘軍艦組成的英國遠征軍攻陷了浙江舟山，之后一路北上，途中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抵抗，艦隊徑直抵達天津白河口。

黃粱夢醒，第一次聽聞堅船利炮的清朝皇室，已成熱鍋螞蟻。而特使琦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先穩住英軍，千萬不能讓這些蠻夷之徒長驅直入京師，有損大清帝國的顏面。

從巨額賠償、道歉，到懲罰林則徐這樣的“魯莽之徒”，除了“割地”（這樣的重大決策需要皇上拍板）之外，面對英軍提出的各種條件，大學士琦善幾乎都一一承諾，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將英軍盡快從京師引開，越快越好，將他們引向南方。

9月15日，得到承諾的英國軍艦揮師南下，駛向廣州，清皇室長舒了一口氣。接下來的故事，是今天中國人學習近代史時非常熟悉的一幕——在清軍和英軍打打停停不斷試探中，琦善在廣州再一次親眼見證英軍堅船利炮的威力后，在給道光皇帝的私下奏折中，一次次地反復渲染一種恐怖場景——英軍在占領虎門之后，這些蠻夷之徒必將占領廣州城，然后大開殺戒，到那時大清子民必將血流成河，天地為之慟哭！

百年后，現當代史家對于1840年發生的這一幕有著完全不同的陳述和觀點。按照歷史學者陶元珍的觀點，在琦善身上，可以看到清王朝許多皇室成員和大臣的影子，他們一方面對宗室失之誠實（有時因為貪生怕死），另一方面對強敵又“不免卑屈”（除知曉船炮利害之外，對外面世界幾乎是“一無所知”）。原先主繳鴉片的琦善在天津第一次親見白河口英軍的“船堅炮利”后，立即派一個名叫鮑鵬的廣東人去廣州虎門口穿鼻洋，向駐扎在那里的英軍私下求和，求和誠然是不得已之城下之盟，但鮑鵬不光是個長期吸食鴉片的大煙棍，還是一個在鴉片江湖里和英國商人有著許多私下勾連的漢奸。琦善的昏招可以想見。

另一位近代著名史學家蔣廷黻持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來，琦善固然是清王朝中一個屢見不鮮的庸碌俗吏，但在外交方面卻稱得上“遠超時人”，在經歷一番審時度勢和權衡利弊之后，他力避將衰朽帝國引入戰火中，不失其眼光之遠卓。要知道，在1840年帝國昏睡的年代，許多成天嚷嚷的主戰派的遺老遺少們，連大英帝國的軍艦長什么樣還未曾見過。

當代歷史學者馬勇的看法更引人深思。他認為，按照蔣廷黻的推論，假如當年的文淵閣大學士琦善沒有發揮出他的理性精神，而是沿著主戰派林則徐的路徑行事，正面選擇中英大戰，戰則必敗，敗必速和，速和不僅使得中國損失大幅減少（或許能避免割讓香港給英國等），最重大的利益在于，中國緣此可以至少提前十二年走上維新之路，進行全方位的社會和政治改革，要知道，這樣一來中國就比日本提前了三十年轉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也不會發生后來那么多政治、文化上的動蕩和波折。

《疊變:鴉片、槍炮與文明進程中的中國（1840-1915）》
馬勇 /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22年9月

在馬勇新著《疊變》一書中，作者用了“先驅者的悲哀：中國坐失二十年”來形容鴉片戰爭這一幕。誠然，歷史進程無法假設，歷史事件又充滿了太多的迷思和詭譎。最使后人喟嘆的是，鴉片戰爭并沒有震醒大清帝國里的“裝睡者”，割地（割讓香港）、賠款（一千二百元洋錢）、五口通商，對于一個不差地也不差錢的昏昏帝國來說，實在不過是“小菜一碟”。

帝國仍在故舊春夢中，夢中人卻開始發展出完全不同的人生際遇。鴉片戰爭一役，清帝國表面上只留下毫發之傷，但戰爭中兩派人物的命運卻令人唏噓。主戰派林則徐被革職流放新疆，主和派琦善也被“革職鎖拿，查抄家產”，隨后又被判處死刑,后來清政府認識到形勢變化，才撤銷其死罪。

在1840年以來的清帝國風雨飄搖中，大多數時候皇帝也戰和莫定，其他人物受限于個人認知或私欲驅使，更是莫衷一是，只能看上面的臉色行事。用馬勇的話來說，從1840鴉片戰爭爆發到1915袁世凱帝夢覆滅，短短75年的近代中國之演進過程，就像一出讓人應接不暇、情節密集的連續劇，從鴉片、槍炮、維新、變法、新政、憲政、共和，直到民國成立，中國在短短幾十年里幾乎走完了英法等西方國家幾百年的路，各種主義、思潮和歷史事件重重疊疊，不同的路徑選擇和制度安排雜列其間，從不變、慢變到激變，從復古、維新到革命，在高度壓縮的逼仄環境里，不同社會力量和思想觀念紛至疊加，變數橫生，歧路蔓延，最終這一段歷史也成了一鍋不生不熟的“夾生飯”。

“變天”和“變歷”之間：搖擺的秩序

中國近代史這鍋夾生飯，其最顯著的“夾生”特征，表現為統治者和社會精英在“變”和“不變”、“漸變”和“速變”、改良和革命之間的來回搖擺，而這種搖擺也催生了一種半新半舊、亦中亦洋、東西雜陳的“夾生”樣式社會秩序和風貌。

再向前追溯，這一點連當年的最高掌權者康熙皇帝也不例外?？滴醯墼谏先沃?，也繼承了其父皇的精神遺產，一度對在華的傳教士優禮有加。

1644年，在華傳教24年之久的德國籍傳教士湯若望“依西洋新法”測驗天象，此后他制定的一部新歷書《時憲歷》，由順治皇帝于第二年正式頒行。在康熙帝任上，他也任命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接替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沿襲了清廷任用耶穌會傳教士掌管欽天監將近二百年之久的傳統。

1634年，湯若望還協助徐光啟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禎歷書》，這部浸潤了西學智慧的歷書，共計46種137卷，湯若望用心之深，可見一斑。曾經受洗入教的徐光啟這樣盛贊過湯氏這些開一代風氣的西洋傳教士：“泰西諸君子，以茂德才上，利賓于國。其始至也，人人共嘆異之；及驟與之言，久與之處，無不意消而中悅服者，其實心、實行、實學，誠心于士大夫也……余嘗謂其教必可以補儒易佛，而其緒余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凡世間世外，萬世萬物之理，叩之無不河懸響答，絲分理解；退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說之必然不可易也。”

傳教士們帶來的西學，的確為封閉故塞的帝國帶來了難得一見的科學靈光。1638年，明崇禎曾御賜湯若望“欽褒天學”四字，褒獎其在華傳教事業，1845年，順治帝任命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這可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洋監正——并稱贊湯為“麻法”（滿語意為“可敬之父”）。

康熙帝在追隨西學方面走得更遠。他不僅讓傳教士南懷仁主持了康熙永年歷的制定，還支持他用西方技術鑄造大炮、制造天文儀等重大國家行動。除此之外，康熙本人也親炙西學，每天都要在上午和下午額外安排出一部分時間，專心鉆研西學。當他發現朝臣們對西洋歷法一無所知時，更是全方位地發起并參與了當時世界上工程量最大、最精確的全國性地圖測繪以及《皇輿全覽圖》的編定，而這一采用西洋方法實施的“國之大者”工程，竟耗費了康熙三十余年的心力。

馬勇在分析1840年天下既變之前的西風東漸時認為，早年傳教士帶來的科學之風，的確拯救了心學、朱學及整個儒學體系“說玄說妙”、“好高騖遠”的虛弱無力，而西學避虛向實、事事求證的嚴謹窮理，也的確發揮了“補儒易佛”、矯正時弊的重要社會影響力。

隨著西學于中國社會影響日深，帝國衰朽傳統的反彈也來了。1664年，帝國正值多事之秋，年幼的康熙皇帝才10歲，四大攝政王之一的鰲拜野心膨脹，意欲挾天子以令諸侯。這一年的9月15日，來自安徽的楊光先上書禮部，指責欽天監監正湯若望歷法測算不準，控告其利用遍布全國之“百萬信徒”盎惑人心，意欲謀反。鰲拜利用這個機會，報復早年湯若望對于康熙幼帝的輔佑之舉，次年，湯偕其他七名欽天監中國官員被判決凌遲處死，另有五人問斬。

楊光先本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祿蠹腐儒，對于西方和西方文化有著一種本能的先天性厭惡。此案發生后，全部教堂被封，內地傳教士悉數被逐往澳門。楊光先將自己的一系列反對傳教士的文章集結出版，名為《不得已》，以圖為自己開脫罪責。在這部充滿偏激迂腐和非理性暴力的作品中，楊光先的核心立論只有一句話：“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理由很簡單：“無好歷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

?；饰?，還是保西學？是支持洋人變天下，還是支持洋人變歷法？楊光先們的責難，在當時應該沒有一個中國人膽敢反擊。文化交流一旦被政治化，湯若望們焉能不??？

愛其術與惕其本：跛足的變革

楊光先們的“不得已”心態，在當年也是一種流行心態，酷愛西學的康熙帝在他成年之后，也于1717年詔令天下，禁止天主教教徒在華傳教，“免得多事”。馬勇認為，這正是“嚴華夷之辯”的傳統幽靈在中國士大夫心中的集體無意識之陰影投射，反映出中國本土文化面對外來文化沖擊時的一種慣常心態：除了徐光啟們的折服之外，還有惶恐之窘態，以及非理性的本能的排斥和反抗。

這一集體無意識潛藏之幽深曲折，延續在后來的洋務派和維新變法等一批社會精英身上，就是時時無法拂去的道術之爭、體用之爭和中西文化之爭：除了洋槍洋炮之外，西方的文化、社會制度和政治觀念，華夏該如何面對？如果說1840年之前康熙帝和他的帝國臣民們還在面臨“變天下”還是“變歷法”的變與不變難題，那么經歷鴉片戰爭、甲午之爭和種種國難之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面臨的是一個更艱難的挑戰：變已不再是問題。但如何變？是漸變還是速變？是革命還是改良？是變術還是變道？

在術所代表的技術，和道所代表的文化、社會制度和政治觀念面前，包括梁啟超這樣的啟蒙者，也常常在革命和改良之間搖擺。知識分子們在向西方學習時愛其術與惕其本之間的兩意彷徨，注定了維新和變法是一次接一次跛足的社會變革。

在一大批被道術之爭而心理撕裂的社會精英中，國民黨的重要組織者宋教仁是一個異類。宋教仁被馬勇稱之為19世紀晚期典型的“八零后”（生于1882年），他見證了中國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的“道術之爭”：從早年“同光新政”的短暫輝煌，到甲午、馬關之后的維新之光，再到經歷義和團戰爭之后的新政改革。在道術之爭的時代分裂之洪流中，宋教仁既沒有表現出革命黨人的過分狂熱，也不是舊陣容中迂腐的天真改良者，作為當時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宋教仁晚期的社會理想就是要借助憲政立法，推動中國社會的政治變革和一系列全方位的社會制度變革。

宋教仁早年以一部揭露日本篡改歷史、覬覦中國領土的天才作品《間島問題》作為“投名狀”，得到了袁世凱的激賞，后者答應給予宋“四品大員”的高級干部身份，可以躋身體制內，奈何宋教仁對當官并無興趣，他當時已經從早年的激進革命者，演變成為一個有著深謀遠慮的憲政推動者。

“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準備在上海車站上車去往北京時，三顆子彈擊中其胸膛。次日凌晨，宋被宣告不治身亡。

被罪惡和陰謀一同擊中的還有行進中的中國文明之步伐。宋教仁之死，最后追查到當時的內閣總理趙秉鈞，究竟誰是最后的幕后黑手，至今猶為懸案。毋寧說，謀殺宋教仁社會理想的，并非只是袁世凱這樣的有著帝王夢想的國賊，當年宋教仁所代表的建制派們，依舊是極少數的具有前瞻眼光的先驅者，他們生不逢時。畢竟，一個民智大開的文明社會，才能真正接納那些全新的、進步的、包容的社會改革理念，在這樣的社會到來之前，所有的道術之爭、意氣之爭和主義之爭，都只是社會輿論之爭。

而宋教仁之死，將袁世凱推到了“人民公敵”的位置上。1915年，袁世凱被“恭戴”成為“中華帝國皇帝”，當年的維新人物楊度成立了支持君主復辟的“籌安會”，而參加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陳獨秀，開始籌辦《新青年》雜志。一個舊時代正在落幕，新啟蒙時代呼之欲出。

《疊變》中關于這一段段“步步驚心”、又讓人一步三嘆的歷史敘述，堪稱是歷史學者馬勇的“述志之作”，書的副標題叫做“鴉片、槍炮與文明——進程中的中國（1840-1915）”，作者有意截取了一個中國近代文明發展的歷史截面，從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到袁世凱的帝夢幻滅，昭示了一個東方帝國走向共和所經歷的一次又一次失敗和變遷。

在中國近代史這75年最激蕩動亂的時代里，整個社會的時代精神從不變、慢變到激變，從復古、維新到革命，直到今天，馬勇也試圖在追索我們的“時代之問”，在一個逆全球化烽煙四起、國際政治重回到大分流的重要時刻，翻開《疊變》這本書，從當年的思想紛爭、道術之爭和社會秩序變革中，人們或許可以從歷史幽深曲折的大河深流中，細致辨察其痕跡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