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文

更多信息也可能導致更多無知

這就要說到李普曼與杜威（JohnDewey）之間進行的那場著名的辯論。李普曼就是現代的柏拉圖：他的理想國將由一班富有思想的領導人領導。公眾所知甚少，無法進行有關政治或政策的良好決策。杜威的觀點和他相反，認為通過適當的教育，可以形成知識社區以實現自治。

民主的問題實質是個知識的問題。占主導地位的民主思想流派從來沒有承認過這個問題，因為它的擁護者認為公民有能力掌握必要的知識以做出合理的判斷。李普曼將這種“無所不能的公民”的想法上溯到托馬斯·杰斐遜。杰斐遜談到了一個村莊規模的民主，所有公民都對自己的環境有足夠的了解，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做出合理的選擇（不得不說，杰斐遜這時想到的是白人、男性、擁有財產的農民，他們了解他們的當地環境，認識他們的鄰居，并且沒有生活在一個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但李普曼認為，盧梭（甚至更重要的是美國開國元勛）所構想的古典民主理論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即只有“全能公民”才能發展出指導政府運作的真實民意或“眾意”，可這種理論僅能滿足非常小的、自足的社區的需求，對于二十世紀的大型民主國家、甚至更大的州來說，都是完全不夠的。李普曼所描述的不完美的公眾不可能構建民主的真正基礎，這就是《輿論》這本書的核心內容。正如他所說，“杰斐遜塑造的民主理想由一個理想的環境和一個選定的階級組成”。

杜威在《公眾及其問題》（ThePublicanditsProblems,1927）中對李普曼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他認為，公眾有能力接受所需的教育，只不過他也承認，發展理性公民有很多障礙。出于娛樂目的，公民正在放棄公共廣場，因此也更容易受到宣傳的影響。同時，新技術也成為繁榮的民主社區的障礙。

杜威明確認定李普曼的技術官僚主義視野與柏拉圖欣賞的暴政是一致的，李普曼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過于聰明了，因為如果公眾真的像他所聲稱的那樣不可避免地落后，為什么會相信他們允許實行專家政治？杜威指出：“據稱極度的無知、偏見、輕浮、嫉妒、不穩定，使公眾無法參與公共事務，但那就必然使他們更不適合被動屈服于知識分子的統治。”杜威問道，李普曼如何期望在不引發全面革命的情況下執行他提出的“民主問題”解決方案？如果李普曼試圖在不引發平民百姓反抗的情況下實現自己的想法，那么他的專家要么在幕后活動，要么與財閥統治合作，要么他們必須以某種方式與群眾結盟，而這將給后者在桌子旁留出席位。

除此之外，杜威認為，還存在一個更大的問題。如果與群眾隔絕開來，知識分子又如何發現最好的政策？正如杜威所說：“……在沒有代表群眾的明確聲音的情況下，最好的人就不是最好的，也不能保持為最好的，智者也不再是智者。”杜威通過對鞋匠和穿鞋者的類比說明了這一點。后者最清楚鞋子帶來的不適，盡管他需要鞋匠的幫助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杜威警告說，李普曼指望對社會進行正確管理的客觀性本身就會受到威脅。與其說保持客觀性、與真實的公民和真實環境展開接觸，不如說專家更可能導向“寡頭統治”，只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管理。開放專家與群眾之間的交流渠道至關重要，杜威認為這里的關鍵是“改善辯論、討論和說服的方法和條件”。

杜威堅持，在一個民主國家，政治知識只能通過公民之間的對話來實現。唯一重要的現實是公民集體構建的現實。如果像李普曼那樣，接受公眾被原子化并永遠與公共事務相隔絕，那么就削弱了民主的可能性。杜威說得好：

當社會智慧在當地社區的交流中口口相傳時，它的智力稟賦可以從智慧的流動中獲得，并且是沒有限制的。正是這一點、也是唯一的一點，能夠使輿論成為現實。恰如愛默生（Emerson）所說，我們躺在巨大的智慧懷抱里。但這種智慧是休眠的，它的交流是破碎的、無聲的和微弱的，直到它擁有當地社區作為媒介。

在《輿論》問世100周年之際，回望這場辯論，我們可以說李普曼和杜威都沒有過時。他們100年前寫下的擔憂與以往一樣重要。關于解決方案，有人指出，盡管我們對杜威的參與性民主表達了所有支持，但現實實際上與李普曼的構想更加接近。李普曼強調的根本問題并沒有消失，杜威的擔憂和建議也一如既往地切題。實際上，我們可以辯稱，在選民的政治知識像以往一樣糟糕、媒體集團制定規范的時代，這種擔憂變得更加嚴重和緊迫了。

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作為論敵，杜威說，李普曼是個“失望的理想主義者”。李普曼的《輿論》，今天我們大多作為新聞學和傳播學著作來讀，事實上，它是我讀過的最具說服力的對民主的評論。作為民主的偉大捍衛者和那個時代最重要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在此書出版不久后就意識到李普曼問題的有效性，將李普曼的書稱為“目前所構想的最有效的民主起訴書”。他認為，李普曼顯然不是在真正地攻擊民主，而只是在爭論是否有必要超越傳統的民主理論來思考。

李普曼提出了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公民能否獲得對公共事務的基礎知識，然后就該采取什么行動做出合理的選擇？他的回答是“否”，所以，《輿論》這本書的重點就是要披露我們所說的民主與我們對人類實際行為的了解之間的差距。

20世紀大多數民主理論家認為，更多的信息將產生更多的知情公民，而知情更多的公民將兌現民主的核心承諾。他們很可能錯了。更多信息并不一定會導致受啟蒙的公民參與，也可能會帶來更多噪音、更多派別和更多的無知。

21世紀的民主會是什么樣？知情公民的理念還成立嗎？這樣的問題至今還在提出，宣示著李普曼的寫作在我們這個世紀的意義。

眾人是愚蠢的，但物種是明智的

李普曼的寫作生涯主要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之后，那時他的政治觀發生了轉變。“1914年的冬天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變化。也許我已經變得保守了。”李普曼在那年7月穿越大西洋時在日記中寫道，“無論如何，我發現對革命者的同情越來越少……而對行政問題和建設性的解決方案越來越感興趣。”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無數人批評李普曼對客觀性和經驗主義的執著。但是，重讀《輿論》，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即“超然無私的報道”（也即不支持任何黨派觀點的報道）值得重新考慮，尤其是看到世界范圍內的事實核查運動正作為對錯誤信息和宣傳的解毒劑而蓬勃興起。

青年時期，李普曼被社會主義和費邊主義所吸引，但他很快轉變為進步主義。李普曼是西奧多·羅斯福的仰慕者，后來是伍德羅·威爾遜的欽佩者，是第一批呼吁美國干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國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之一。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宣傳的其他知識分子一樣，李普曼對民意與民主之間的關系非常感興趣?？紤]到這一點，很顯然他的工作重點并非傳播理論，而是民主的局限。那時他是公共信息委員會（CommitteeonPublicIn－formation）的組成成員，該機構的任務是進行宣傳，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爭取支持。這段經歷讓他知道公眾是多么容易被操縱，人們又有多么容易屈服于引人注目的敘述。

對于代議民主制的共同假設產生懷疑，并非只有李普曼一人。戰爭年代也在公共信息委員會工作的愛德華·伯納斯（EdwardBernays）也被同一話題所吸引。伯納斯自稱“公共關系之父”并從事商業廣告領域的工作，出版了數本輿論主題的書，包括他最著名的《凝結輿論》（CrystallizingPublicOpinion,1923）和《宣傳》（Propaganda，1928）。與此同時，芝加哥學派的幾名成員也對類似問題表現出了興趣。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D.Lasswell）寫作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術》（PropagandaTechniqueinWorldWarI,1927）；杜威，如上所述，是李普曼上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主要著作的敏銳評論者，《公眾及其問題》像是對李普曼的民主和民意理論的一篇長而樂觀的回答。

民主（不是輿論、宣傳或傳播）確實是李普曼思想的中心，也是參與辯論的許多其他知識分子思想的中心。戰爭宣傳在世界歷史上首次證明了塑造共識和形成意見的可操作性。人們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在經歷事情之前就想象它們，而社會成員就這樣成為先入為主的成見的人質。一旦發現可以輕易做到這一切，民主顯然就面臨嚴重的問題了。

在那幾年里，李普曼一直在試圖證明信息系統中的缺陷。例如，他在1920年展示了權威的《紐約時報》如何無法向其讀者充分報道布爾什維克革命。李普曼和他的合著者查爾斯·梅爾茲（CharlesMerz）斷言“沒有新聞就無法存在健全的公眾輿論”，而他們的質問顯示了“確實無法獲取新聞”（ATestoftheNews）。同年，李普曼出版了題為《自由與新聞》（LibertyandtheNews）的小冊子，認為當前的民主危機是新聞業危機的后果，因為新聞業無法正確履行其職責，并建議對新聞業的專業主義進行提升。

李普曼說，新聞就像一盞漫游的聚光燈，從一個話題到另一個話題，從一個故事到另一個故事，當它照亮某物或某人時，能顯示不少東西，但它會繼續前行，讓原來的地方變得黑暗，而去追逐新的目標。所以，新聞業所做的并不是發現真相，而是構建敘事，但這些敘事反映了我們的偏見、我們的經驗、我們的無知、我們的希望和我們的困惑。我們透過黑暗的玻璃窺見現實。

這些書不是任何政治傳統的一部分，但它們是對政治理論中最相關的關鍵概念的明確攻擊：《自由與新聞》中的“自由”，《輿論》和《幻影公眾》中的“民主”以及在某種程度上鮮為人知的《美國的檢查官》（AmericanInquisitors，1928）中的“多數統治”。李普曼并不是要消滅這些政治思想范疇，而是要重新考慮它們，以使其適合于當代世界。在這個過程中，他沒有創造新的定義或新的概念，但是他的批評對于隨后幾年相關觀點的發展至關重要。

1922年李普曼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著作《輿論》。受到柏拉圖知識理論的強烈影響，李普曼認為，從街上的人到新聞工作者再到美國總統，沒有人可以擁有對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足夠知識。他運用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的作品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來說明多種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的特征，這些擬態環境與外部世界截然不同。在這種環境中，人們將外部世界簡化為刻板印象（stereotype）以便吸收，但實際上，他們很難理解當代世界的復雜性。由此，李普曼對真正的民意的存在表示懷疑，這一觀點實際上是充分了解公共事務并對其感興趣的人們的共同看法。李普曼對“輿論”的含義作了簡短定義：

在一些事情上，我們的行為與他人的行為相互勾連，亦即我們的行為會對他人的行為產生影響，他人的行為也對我們的行為意義重大——我們通?；\統地將這類事情稱為公共事務，而公共事務是我們所處的世界的一個重要層面。“他人”頭腦中關于自我，關于其他人，以及關于自身需求、目標和社會關系的認知圖景，就構成了他們個人的意見；而這些圖景一旦成為社會中某個群體的行動指南，或以社會群體的名義由一些個體去付諸實踐，那么就成了更宏大意義上的輿論。

費邊協會的創始人沃拉斯是李普曼思想的一個先驅。沃拉斯以他的《政治中的人性》（HumanNatureinPoli－tics，1908）而聞名。該書中表達的政治觀點幫助塑造了李普曼后來關于公眾與環境之間關系的思想。

沃拉斯論述了公眾對周圍環境的理解。他指出，宇宙給公眾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感覺和回憶，每一種感覺和回憶都互不相同，在這些感覺和回憶之前，除非人們能夠選擇、認識和簡化，否則將無力思考或行動。因此，人必須創建實體，作為其推理的素材。這樣，沃拉斯表明公眾沒有能力了解他們的環境。呈現給他們的刺激太多，使他們無法獲得精通的理解。斯蒂爾聲稱，這個想法是沃拉斯對李普曼未來作品的最大影響之一，特別是在《輿論》中。在這本書里，李普曼擴展了沃拉斯關于公眾與環境之間關系的最初想法，并證明公眾無法從他們的環境中吸收真正需要的所有知識，以作用于他們的治理。

在李普曼的下一本書《幻影公眾》中，他發展了一種新的民主理論，與約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Democracy，1942）一書中提出的理論有些相似。李普曼說，民主已被簡化為在定期協商（選舉和全民投票）中表達人民意見的方式，在這種協商中，公民只能在少數幾個名字或政黨中選擇，或者在“是”或“否”之間進行選擇。這種新的民主理論顯然具有精英主義的味道。其中的假設可以在這段時期內被李普曼的閱讀所支持——羅 伯 特·米 歇 爾（RobertMichels）、莫伊西·奧斯特羅戈爾斯基（MoiseiOstrogorski）和詹姆斯·布萊斯（JamesBryce）的著作都傾向于某種形式的精英主義。

相似的想法也是《幻影公眾》的中心。這項工作不僅僅是對著名的《輿論》的簡單整合或續作。從《輿論》的結論出發，《幻影公眾》反映出對人類狀況和民主的更大悲觀主義。在這里，李普曼觀察到，普通百姓“已經背負了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被要求實踐一項無法實現的理想”。

該書的第二部分嘗試解決第一部分中發現的所有問題。李普曼悲慘地失敗了，因為他對民主問題的解決辦法是放棄一切使民主有價值的東西。他無法弄清楚如何明智地指導輿論，因此他試圖通過創建一個“專家部門”來完全超越它，以代表公眾決定公共政策。但這根本不是民主，充其量是技術官僚主義，最糟糕的是寡頭政治，正如杜威已經雄辯指出的。

可是到今天，李普曼的悲觀情緒反而成為時尚。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后，一整套理論著作應運而生，試圖解釋民主制如何消亡，或西方自由主義為何退縮。分析人士認為，民主正在全球范圍內“腐朽”，而美國逐漸演變成一個專制國家。

這就是為什么需要指出，李普曼對民主缺陷的診斷雖然和以前一樣有力，但它似乎錯過了有關民主制度彈性的一些基本知識。畢竟，差不多一個世紀之后，世界來到今天這個地方，變得更有力量，更加寬容，更加富有，甚至更加民主。

喬治城大學的政治理論家杰森·布倫南（JasonBrennan）主張用李普曼式的認識論來取代傳統民主。但布倫南和李普曼一樣，恰恰把事情弄顛倒了。與其說放棄民主，也許我們需要的是更多、更好的民主。也許，正如杜威所教導的，我們更需要做的是，教育和賦權更多的公民。

李普曼的一生是無盡發現的一生。不可否認，許多公眾人物都曾征詢李普曼的建議，他的書和專欄也說服了數百萬讀者。單靠風格無法做到這一點，長期保持觀點的一致性也不然。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最吸引他的讀者并贏得他們信任的，是他不斷保持公正的努力；他的基本保守主義；以及他愿意以自己的頭腦對幾乎所有政治觀點加以遍歷。他年輕時是社會主義者，但他的自由主義頭腦使他異常擔心大蕭條所招致的法西斯主義模式下的獨裁統治的可能性。他與哈耶克（F.A.Hayek）友好，后者的《通往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1944）旨在警告“進步主義者”，經濟集體主義不可避免地導致政治暴政。

后來，他在科學的“無利害關系”中發現了健全政府的關鍵。經歷過對人民進行神化的選舉后，他開始相信民主人士完全無法理解周圍的復雜世界，因此，為了自身的利益，應該將公共事務交由專家管理。但最終，他在反對美國卷入越南戰爭的激烈咆哮中，譴責了策劃越南戰爭的專家。在這一生的傳奇中，最重要的不是他的觀點各不相同，而是他的誠實，即勇于接受構成真理的許多相互沖突的層面，哪怕只是在一段時間內。

斯蒂爾說：“李普曼教給我的是，一個人可以成為時代的一部分而不向時代屈服，縱然是他這般成就，也是三分努力，一分天才，最大的陷阱不是世俗的名聲，而是不再相信自己能令世界變得有所不同。”李普曼非常像他年輕時的偶像H.G.威爾斯（H.G.Wells），他曾仰慕對方“似乎通過不斷的更新努力而獲勝，拒絕沉浸于對世界的平靜接納，也拒絕沉淪于對個人愿景的自我滿足”。

回顧李普曼的一生，斯蒂爾得出結論，再也不可能有第二個李普曼。鑄造他的模子已不復存在。很少有公共哲學家能達到李普曼那樣的受眾，甚至更少有人能夠連續幾十年每周同時撰寫多個專欄。不用說，新聞和政治的條件更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李普曼對新聞的看法在1922年就已經很準確了，放在今天更是無可爭議。媒體更加分散，競爭更加激烈，更受利益驅動。因此，新聞消費變得像購物一樣：找到最能反映你觀點的信息來源，并以你的忠誠度表明你的偏好。

1967年，當李普曼決定離開華盛頓前往紐約，并停止撰寫他的定期專欄時，他在一次告別晚宴上告訴同事們，他的離開不是因為“我不再非常接近王子的寶座，也不再在他的宮廷里表現出色”，而是因為“時間在流逝”。

抵達退休之際，李普曼意識到了時間的力量。今天，與其依靠李普曼的解決方案——即與技術官僚、精英主義、反民主的政治調情——來擺脫民主的困境，不如首先提醒自己，時間的進展本身就傾向于解決這個困境，至少是部分解決。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只要一個民主國家保持開放的話語和合理的辯論渠道，事情的真相總會浮現出來。用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的話說：“個人是愚蠢的。眾人暫時是愚蠢的，當他們未經深思熟慮就采取行動時；然而物種是明智的，當把時間交給它，作為一個物種，它的行為幾乎總是正確的。”李普曼自己也承認，從長遠來看，他所提出的民主困境的嚴重性會減弱。公民自由主義者懷有一種信念，“相信在意見的競爭中，最真實的人會獲勝，因為真理具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如果你允許競爭延伸到足夠長的時間，那么這種信念可能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