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英/文

中國資本主義史是中國經濟史的重要研究領域，歷來受到歷史學界暨經濟學界的普遍關注。

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水面出現了由洋人駕駛的輪船，中國的土地上出現了洋人舉辦的近代工廠、洋人鋪設的鐵路、洋人開辦的銀行……在近代中國最先獲得發展的外國企業是航運、船舶修造業以及絲茶加工業等，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制造業發展起來，但西方的金融業和貿易業其實比制造業更為發達。

近代中國的外資銀行，是指以完全或部分外國資本在中國境內經營銀行業務的金融機構，包括一般意義的外資銀行和中外合辦銀行，它們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對中國經濟金融的發展演變產生了關鍵作用。

宋佩玉教授新著《中國外資銀行百年史（1845—1949）》（以下簡稱《百年史》），展現了從1845年麗如銀行進入香港、廣州至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的百余年時間里外資銀行的發展歷程。

《中國外資銀行百年史(1845—1949)》
　　　宋佩玉/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2022年4月

全書開篇用兩章的篇幅，分初設（1845—1890）、擴張（1890—1925）、停滯（1925—1937）、變動（1937—1945）、衰退（1945—1949）五個時段，展示了一百年來進入中國的外資銀行的歷史變遷和空間地理布局。從外資銀行在華區位分布狀況，分析總結了影響外資銀行在華設立總分行的各種因素，其中各國與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和對華直接投資是影響各國銀行在華設立總分行的最關鍵因素。

早期外資銀行分支機構的建立主要考慮為國際貿易提供便利，1880年代后，更多地考慮該地是否為政治中心，是否能夠給外資進行資本輸出打開通道。由此，近代在華外資銀行聚集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口岸城市和政治中心，其中上海、天津、漢口、廣州、香港、北京等城市，是其區位選擇的重點所在。外資銀行因國別而不同，選擇進入的區域更是因國家而存在差別，如英國銀行的注意力集中在長江流域的華中地區；法國銀行將目光放在西南地區；德國和日本則先后將山東作為其經營的重點；日本、俄國的銀行更是在東北地區形成犬牙交錯的關系。

多年來，宋佩玉教授一直在近代上海外匯市場、近代上海外資銀行盛衰興亡的歷史過程和基本規律領域進行不懈研究和探討。她在發掘和整理上海檔案館藏大量第一手歷史檔案資料的基礎上，地毯式搜集整理了近代中國出版的中外文報刊資料、文獻，大量使用英文、日文文獻，特別是藏于斯坦福大學圖書館的相關文獻、檔案。這本著作最大的亮點之一就是外文史料的運用，一方面是將在中國出版的《北華捷報》（NorthChinaHerald）《字林西報》（NorthChinaDailyNews）等英文報刊上關于外資銀行的資料逐一梳理，另一方面又對近代中國的西方外交官、商人等的函件、文章、見聞錄、回憶錄進行了爬梳，還對20世紀以來日本政府、金融機構及學術機構對中國經濟做的調查統計資料進行了梳理。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亮點紛呈。歷史學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它所研究的社會歷史現象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所以歷史學理應借鑒其他學科的某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以加深對社會歷史的科學認識。在研究方法上，《百年史》將歷史學與金融學、經濟學相結合，從銀行學與經濟學的角度，對近代中國外資銀行的組織依據、形式與運行機制，外資銀行的一般業務經營狀況與特殊業務進行了研究。更為重要的是，全書注重將計量分析與圖像史學相結合。

計量分析是經濟史研究區別于其他專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特色，沒有計量分析，特別是宏觀計量分析的研究，便不容易掌握橫向的全貌和縱向的過程，便難以避免以個別代一般、以偏概全的毛病?！栋倌晔贰肪褪种匾曎|與量的關系，不避數量統計的煩難，始終以嚴肅認真的態度，重視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結合，全書不但有大量的統計圖表，而且附錄《近代中國外資銀行概況表（1845—1949）》還將百年來先后在華設立的外資銀行136家，按照國別和時間順序做了一個完整的梳理和統計。

記錄歷史的媒介或手段主要有四種：文字、圖像、實物和口頭傳說。在學術研究中，文字似乎一直是歷史記錄、文明傳承的主角，幾千年以來，歷史一直以文本形式展現在大眾面前。然而，圖像始終是人們反映客觀世界、記錄生活最直接的方式之一，是一個人類通向文化深處的重要媒介。當圖像作為一種史料被使用時，圖像史學的意識就已朦朧產生。近代以來，隨著照相、攝像等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圖像概念已大為拓展，照片、錄影逐漸成為圖像的一大主力。

作為一種新興的歷史研究和記載方法，歷史照片，更能直觀地反映歷史事件的本來面貌，通過影像圖片將歷史呈現在人們眼前，這無疑豐富了史學的內涵，《百年史》將圖像史學運用其間，增強了學術著作的可讀性。書稿中有插圖68幅，都是彌足珍貴的歷史照片，包括在華外資銀行的建筑物，相關人物，外資銀行發行的票據以及歷史背景等，匯豐銀行上海分行的內部插圖4幅，就讓讀者感受到其銀行內部的富麗堂皇。不可否認，這些歷史插圖在很大程度上豐富和完善了傳統史學的記載和表述方式，使近代在華外資銀行生動形象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增強了學術著作的可讀性。

第四，如何評價近代在華外資企業，這是本書無法回避的問題。近代西方國家對華資本輸出加劇，外國企業在近代中國各口岸城市甚至內陸腹地紛紛涌現，對中國社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學界對此十分關注，關于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的研究，經歷了著重從資本-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角度考察，強調外國企業經濟侵略性，到從現代化的視角反思外國資本與近代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關系，再到研究視角與方法的多元化，關注在華外國企業的社會關系網絡、本土化變遷以及政企關系等方面的內容。

由于外國銀行在近代中國金融業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因而亦備受學界關注，宋佩玉教授在系統考察近代在華外資銀行自身的內部制度安排與經營活動后，用了兩章的篇幅來回應外資銀行對于近代中國的影響與作用。

外資銀行是伴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入侵而進入中國，并憑借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在中國建立與發展起來的，因此，近代在華外資銀行與中國政府的關系就是必須正視的一個問題，作者抓住聯系二者的紐帶——外債，以此為中心，詳細考察了近代百年來，外資銀行是如何通過借款給晚清政府、北京政府與國民政府，在軍事、財政、金融、交通、工礦等方面扼住中國的咽喉，左右中國的走向。進而探討外資銀行與華資金融機構錢莊、銀行之間的合作與競爭由——相對獨立、各自為政，到三足鼎立，彼此之間時而競爭，時而合流，三者之間動態的關系演變，反映出近代中國金融市場控制權的嬗變。又從銀行團、外商銀行公會兩個維度，討論了在華外資銀行因國籍不同，利害關系不同而競爭有余、團結不足的自身之間的關系演變：1890年前是英資銀行的獨占時期；1890—1914年間，在華外資銀行呈現英、法、俄、德、日、美六強并立的局面；1914—1925年間，德、俄因一戰而勢力減弱，日、美乘隙而加強勢力，六強并舉轉化為英、日、美三強鼎立；1925—1937年，老牌外資強國如英、法、德、蘇、美等在華設立分行逐漸停滯，而日資銀行不斷擴張，儼然要獨占中國金融市場；1937—1945年，英、美等國銀行受到慘重打擊，日資銀行在淪陷區全面接管，外資銀行局限于日、德、意、法、蘇等少數國家；1945—1949年，日、德等國銀行被接管，美資銀行則有獨占之勢。

最后，在結語中以“正負效應——外資銀行對近代中國的若干影響”為題，就外資銀行對中國金融近代化的正負效應做了全面的總結和提升：一方面在現代化理論的解釋體系下論證外資銀行對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正面作用，外資銀行在客觀上促成儲蓄轉化為投資，彌補中國發展資金的嚴重不足；促進中國利率水平降低，投資增加，最終帶動社會總產出的增加；對近代華資銀行發展起到制度引路示范作用和傳播技術的窗口作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金融現代化。

另一方面，考察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危害，認為在中國土地上發展起來的外資銀行是西方攜其炮艦之威而進入中國的，在主觀上配合了母國對中國的侵略與掠奪，外資銀行利用強大的經濟實力，通過資本和技術的壟斷，控制中國國際匯兌、貨幣市場，操控近代中國的經濟命脈，并借此打亂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阻斷了中國現代化進程?；谧非罄麧欁畲蠡膽鹇阅繕?，外資銀行始終將中國經濟自身的發展置于從屬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處于“被動附庸型開放”狀態的中國，是難以有效利用和控制外資銀行所引進的外資的。因此，在華外資銀行，不僅在實際效果上對中國工業化增厚資本的作用極其有限，就是在主觀動機上，他們的存在也絕不是為了幫助中國工業的發展，而是將中國徹底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扼殺了工業化的發展道路。

當然，一部著作中，出現了個別的訛誤或疏忽是難以避免的。如作者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一詞指代從1927——1949年間的國民政府統治，有欠妥或思慮不周之處，眾所周知，在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首都就遷離南京到了重慶，而在南京被日寇占領后，分別建立過偽政權，其中汪偽國民政府也自稱是恢復的戰前國民政府，因此，這個詞的使用雖是習慣指稱，但還是缺少科學性，最好能用“國民政府”取代“南京國民政府”。

（作者系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