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健康/文

2017年，一個名叫龐眾望的“寒門學子”以當年河北省高考理科“狀元”的成績被清華大學錄取的故事，曾被當作勵志故事廣為傳播。有人感佩于他的自強和善良：母親高位截肢、父親患有精神類疾病、姥姥和姥爺體弱多病，自己還有先天性心臟病，但他一邊照顧母親、掙錢補貼家用，還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自己小學和中學的學業。有人有感于他的坦誠和自信：面對記者都有顧慮的問題，他卻坦然回答：“我從來沒有覺得我的家庭有哪里拿不出手的，我的媽媽那么好，我的姥姥姥爺那么好，我家里每一個人都那么好，我覺得別人應該羨慕我才對。”有最新的消息說，龐眾望已經留校直接攻讀精密儀器方向的博士學位。

但是，很多人可能沒有想過的是，換一個角度看，龐眾望還算是“幸運”的：他考上的是全國矚目的清華大學，有名校的光環做背景，還有清華大學校長親自登門送錄取通知書的美談加持，所以他得到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他有了表達自己的機會，他的未來之路同樣應該會有陽光照耀。但是，假如他考上的不是清華大學，而是一個偏遠省份農業地區的二本甚至三本院校呢？他還可以獲得全社會的關注嗎？他還可以獲得表達自己的機會嗎？他的未來之路還會有陽光照耀嗎？

黑龍江綏化學院教授、作家艾苓2022年出版的新書《我教過的苦孩子》，從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群體所做的近20年的追蹤記錄中，選取56個人的口述，試圖對上述問題做出回答。我和艾苓教授聊了聊。

一

張健康：低收入家庭下一代向上流動問題，最近幾年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和已經出版的相關書籍、發表的相關文章相比，從立意、選題和寫作方式上，你決定寫作本書時，有哪些獨特的考慮？就是出于共情，想記錄下一群人的真實情況，還是希望總結、反思一些什么？

艾苓：我平時沒有太關注圖書市場的動態，只知道2011年詩人王小妮出版過一本《上課記》，后來又出版了《上課記2》，和廣東一所二本院校的老師黃燈2020年出版過一本《我的二本學生》，兩本書里面都涉及到相關問題。兩本書的作者都是以高校教師的身份來寫學生的故事，書寫視角是老師的視角，記錄的故事主要是學生課堂上下的故事。與王小妮和黃燈兩位的書最大的不同是，《我教過的苦孩子》中的故事全部是關于低收入家庭學生的，而且我刻意隱去了我作為他們老師的角色，以純粹旁觀者的立場，記錄他們學校之外的故事。

2016年我曾出版過一本從高校教師的視角記錄學生課堂上下的故事的書，書名叫《咱們學生》。當時我的寫作主要依靠的是我的日記本，還有我的教學筆記。我的日記本記錄了我對課堂上下同學們表現的觀察以及同他們進行校內外交流所產生的隨感。但書稿寫完，準備交付出版社的時候，我發現我的書稿缺少一塊內容。問題是我愛人提出來的，他和我都畢業于綏化學院，我們是同學。讀書的時候，大多數家庭都不富裕，而他的家境比我們絕大多數同學的家境又要貧寒一些，這使得自卑心理伴隨了他很多年。他告訴我，如果要寫綏化學院的學生，就不能讓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缺席，因為綏化學院的一大特點就是這樣的學生占比較高。他的話給了我一個提示，必須補上這塊內容。我當時了解了一些關于他們的故事，但是零零星星的，缺乏面上的數據，而我當時又忙于教學和科研工作，根本抽不出整塊的時間來做社會調查。我愛人建議我利用社交平臺做一個小型的社會調查。我認為可行，但收集上來的各種信息很復雜，遠遠超出預期。當時我就確定了下一本書的寫作對象，而且只記錄和梳理，不去做總結和反思——記錄和梳理學生們成長的故事，總結和反思的事情就交給社會學家、教育學家、經濟學家、政府部門去做。

《我教過的苦孩子》
艾苓 /著
真故圖書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2年9月

張健康：你為什么會選擇一群二本大學的寒門學子生作為觀察對象？

艾苓：我曾經想過擴大調查范圍，至少擴大到黑龍江全省，多選擇幾組樣本，比如省會城市的“985”、“211”、一本、二本、三本大學各選擇一組，經濟比較發達的地級市的大學選擇幾組，經濟比較落后、地理位置比較偏遠的城市的大學選擇幾組。但是，最后我還是放棄了。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工程量太大，遠非我個人力量所能及；二是我發現我們學校就是很好的樣本庫。我們綏化學院是中國邊疆省份農業地區的一所二本院校，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的神經末梢。2004年由綏化師范?？茖W校升為二本院校以后，終于可以面向全國招生了，但外省的學生主要來自中西部地區的縣城和農村，每當新生開學季，校園里隨處可見黑色和紅色面孔的學生家長。雖然我沒有確切的數據，但大致可以確認，我們學校的家境貧寒的學生占比是遠遠高出內地省份的。我從2005年回母校擔任寫作老師，從教17年以來，接觸的學生超過3000人，而他們中至少有1/3生活困難。因此，我教過的學生本身就是一個樣本足夠多樣化、數量足夠龐大的樣本庫。我為什么不充分利用手邊現成的樣本庫，而要去舍近求遠篩選別的樣本庫呢？

于是，我通過社交平臺——微信朋友圈、QQ、微博——發布了《貧困生調查說明》。我最初還擔心能不能得到反饋，會有多少人做出反饋，但結果表明，我的擔憂是多余的：不僅我的同事、朋友和學生們紛紛轉發我的《調查說明》，他們還幫我找到了他們的同學、學生。最終我得到了一個由好幾百人組成的數據庫。我選擇了2000年以后畢業的學生作為采訪對象，因為從2000年起，高校畢業生完全不再包分配；同時又優先選擇了留在黑龍江工作的畢業生進行面對面采訪。對黑龍江省外的畢業生的采訪，多數是利用出差、陪老娘參加省外活動的間隙進行的，少數是通過線上完成的。從2017年暑假開始，我陸陸續續采訪了200多名畢業生。

張健康：根據你的采訪和觀察，你認為同重點大學中那些家境貧寒的學生相比，二三本院校的中，同樣成長環境的孩子們身上存在哪些問題？這對他們以后的發展又會產生哪些影響？

艾苓：和那些可以進入重點大學的學生相比，后者身上是存在明顯的短板的。因為前者很容易被當作“寒門驕子”，受到社會和當地政府的關注，上大學前就可以得到社會和政府的資助，包括經濟上和心理上的；但是一個家境不好的學生如果只考上二本、三本院校，沒有名校的光環加持，幾乎得不到社會和政府的關注，更不要說經濟上和心理上的資助。

還有，重點大學的學生畢業后就業，因為有母校的名頭背書，更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而二本、三本院校學生，因為社會對他們的母校認可度不高，可選擇的空間相對要小得多。更重要的是，重點大學一般位于省會城市、區域性中心城市，甚至全國性中心城市，加上學校的師資力量、教學資源要明顯強于二本、三本院校，因此重點大學的學生讀書期間接受的信息比地處偏遠城市、師資力量和教學資源相對薄弱的二本、三本院校的學生要豐富得多，接觸的事物要前沿得多，處理的事務要復雜得多，他們的眼界自然會寬得多，格局會大得多。

從我對我們綏化學院低收入家庭學生的長期觀察可以看到，他們不僅上大學前幾乎沒有得到過社會和政府的關注，更不用說資助，畢業后如果選擇創業，同樣沒有得到過關照。如果選擇就業，他們遇到的第一堵玻璃墻就是，用人單位沒聽說過他們畢業的院校。我們的一些學生去面試時，經常會被問到諸如“你們學校在哪里”、“是二本還是三本”此類的問題，我們的學生就需要花很多時間給對方解釋說明。比如我有一個從河南偏遠農村考進來的學生，畢業后去了江蘇昆山，然后他又去了上海應聘。最后一輪面試的時候，面試官問他畢業的是哪個學校。他估計面試官不知道“綏化”的“綏”怎么讀，便告訴對方是綏化學院。面試官直截了當地說：“上一回大學，怎么不讀一個像樣的大學？”類似的情況不止他一個人遇到，我們的很多畢業生都遇到過。

我現在每次應邀去校外參加活動，我總會自我介紹說我是黑龍江綏化學院的寫作老師。有學生問我，為什么會特意強調自己的身份。我就告訴他們，我是為了以后他們找工作的時候，少花時間去向用人單位介紹他們的母校。比別人不了解、不接納更嚴重的是，學生們的眼界和格局嚴重限制了他們未來的發展。我們的很多學生畢業后，能想到的就業去向，除了考公務員，就是考事業編。一些學生去了南方才發現，還有很多比公務員和事業編更好的職業可以從事。

二

張健康：我是上世紀90年代初上大學的，當時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有一種信念：讀書可以改變命運。用大白話說就是，考上大學就好了。你書中的很多受訪者，的確通過上大學改變了命運，但是同樣有不少受訪者，表面上看他們擺脫貧困是因為上了大學，但仔細看就會發現，上大學期間學的專業跟他們后來的技能，基本沒有什么關系。由此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結論說：上大學未必能改變命運，改變命運未必要上大學？

艾苓：我始終堅信，教育一直是改變個人命運、家庭命運甚至民族命運的最好投資。的確，我們的學生受制于沒有人脈資源、沒有名校光環、沒有原始資本，畢業后沒能立即實現社會階層躍升，被迫接受與專業不對口的工作，甚至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幾年之后仍然囊中空空，但是他們發展的天花板一定比沒有上過大學的要高。因為接受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不僅可以學到一項專業技能，更重要的是能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比如突破現有的格局、開闊自己的眼界、提升自身的判斷力。

我有一個學生，他是從山東西部農村考進綏化學院中文系的，畢業后輾轉去了廣州，先是給人打工，兩年后自己創業，做轎車外觀改裝，后又抓住時機做起了越野車防護加裝。他家世代沒有經商背景，學的專業跟經商和汽車沒有任何關系，但是他已經做到了“國內改裝界里小有名氣的人”。采訪中他告訴我：“我接受的學校教育讓我相信：好的品質，周到的服務，一定可以贏得市場認可。”比如幾年前，一位臺灣客戶從他那里采購了一套保時捷行李架，貨到以后，客戶試裝時發現，行李架長度與實際需要有一厘米的偏差。那是各批次鋁材密度不同造成的?？蛻籼岢鰮Q一套，存在偏差的一套給他返回來。但是他告訴客戶，直接給他發一套新的，原來的那套不用返回來，留著做樣品就可以了?？蛻魧λ奶幚矸绞胶軡M意，最后成了他的忠實客戶。前一段時間，我和他聯系問他近況，他說受疫情影響，業務下滑很大。如果換做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怎么應對？他告訴我，他開始認真看書，已經寫出一本長篇小說，還想繼續寫小說。

張健康：觀察從苦難里走出來的人，有兩個常見的誤區：一個是從外部視角看，報以贊美苦難的態度，認為正是曾經的苦難鍛煉了他，為他后來的成長甚至成功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另一個是從內部視角看，講述者會用過去的艱難困苦來為自己現在的成長、成功貼金。你的書，事實上兼有外部和內部兩個視角：對講述者來說是內部視角，對你來說是外部視角。那么，你認為你的寫作避免了上述兩個誤區嗎？如果避免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艾苓：苦難本身是不值得贊美的，值得贊美的應該是以樂觀豁達的心態面對苦難、以堅忍不拔的精神戰勝苦難、能從苦難中學會成長的行為。而一些經歷苦難獲得成功的人，用曾經的苦難來為自己增加光環，則完全可以歸入心靈雞湯一類。當我決定要專門給苦孩子們寫一本書的時候，就想要盡量避免上述兩個傾向。

寫苦孩子們的故事，對我來說是有心理包袱的，因為關于貧困的話題很敏感，沒有人愿意主動去提及?，F在要他們重新講述一遍自己的過去，相當于要把他們已經愈合的傷疤再揭開一次，太殘忍了。所以，每次采訪，聽學生們講他們的故事時，我都會問自己：還要不要問下去？但我始終確信，我應該給苦孩子們寫一部傳記。他們沒有表達自己的渠道，他們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外人眼中他們就是一個個灰色的沉默的影子，我應該給他們提供一個表達自己的機會，讓外界看到他們實際上是一群鮮活的人，他們的個性千差萬別、生活豐富多彩。

但是，一開始我還不知道該怎么呈現。當我完成對第二個人的采訪后，就基本明確了：他們說，我記錄。由受訪者自述，可以盡量避免信息流失；我隱身于文字背后，只是作為一個記錄者、傳達者，不參與他們的講述，盡量做到態度中立。當然，要做到完全中立是幾乎不可能的。他們講述的時候，不可能不帶有情緒，講到傷心處會潸然淚下；盡管我聽的時候不錄音，只是記下一些細節和關鍵詞，但我對他們提到的一些痛徹心扉的往事，不可能無動于衷。

比如有一個女生，個子還不到一米五零，畢業前她告訴我，她用勤工儉學賺到的錢還清了所有的助學貸款。我很為她高興，還擁抱了她。后來有一次我去北京，和同學們聚會時聊到了她，同學告訴我，她還清貸款后還剩點錢，非要拉著閨蜜去逛商場，經過高檔的品牌鞋貨架時，她沒有做任何停留，直接奔里面的貨架，花四五十塊錢買了一雙布鞋。穿上鞋那一刻，她表現得非常滿足，說長那么大，還是第一次穿那么合腳的鞋。聽到這些，我就沒忍住掉下了眼淚。不過，我會時刻提醒自己，我要盡可能客觀地記錄他們的故事。

張健康：寫完本書，你想對社會、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或對家境優渥的孩子說點什么？

艾苓：我沒有對家境優渥的孩子做過調查，所以不能對他們說些什么。對社會，我能說的是，除了關注名校的低收入家庭學生，二本三本院校中，這個群體同樣需要關注。另外我想對那些身處逆境中的孩子們說，要堅信教育是可以改變命運的，但必須突破我們現有的格局、拓寬我們的眼界。

（作者為自由學者、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