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國翔/文

2017年7月14日狄培理（W.T.deBary）先生在紐約家中去世之際，中國大陸大概只有兩家媒體首發了簡短的消息，一家媒體邀請一位出身中國臺灣地區的學者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其他媒體的轉發極為有限。這和狄培理先生在北美畢生推動亞洲文明尤其儒學的杰出貢獻和巨大影響極不相稱。此外，雖然狄培理先生的著作已有幾本中譯，但與其三十余部著作相較，相當有限。國內讀者對他的了解，也與他在中國傳統尤其是儒學研究領域中的崇高地位不相匹配?？上У氖?，他辭世那年，我因故未能撰文回憶我與他的交往并介紹其人其學。今年是他逝世五周年，就讓我寫此小文，以為追憶和紀念。

我在南京大學讀本科時，已接觸到他撰寫和主編的著作，較為集中的閱讀是在北大的碩、博士期間。當時圖書館收藏的《為己之學》、《明代思想中的自我與社會》等，我都曾借來復印、細讀。像荒木見悟先生的著作，我反而最初是在《明代思想中的自我與社會》中讀到的英文版。當然，由于狄培理先生和陳榮捷先生長期的合作，那本《中國傳統資料選編》（SourcesofChineseTradi－tion）更讓我很早便對狄培理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由于我很早讀過狄培理先生的著作，對其人其學深感敬佩，2003年秋我赴夏威夷大學客座之時，便想過是否能當面向他請益。抵達夏大之后，我曾在和劉述先先生的通信中提到這一想法。不料，劉先生11月8日竟專門給狄培理先生去了一信，向他介紹我以及我剛在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良知學的展開》。12月3日，劉先生給我轉來了狄培理先生11月25日給他的回信。原來狄培理先生2004年1月1-19日會在夏威夷的東西方中心，而我在夏大的客座一直要到2004年的8月。如此一來，我很快可在夏威夷見他，不必再找機會去紐約了。

2004年元月的初次見面，我如今只記得狄培理先生穿了一件很符合當地風情的花襯衫，那是入鄉隨俗的表示。絕大部分世界各地到訪夏威夷的人士，都會如此。至于我們具體談了什么內容，如今已不復記憶?？上У氖?，那次我竟然忘了拍照留念。

不過，很快我們又有了第二次見面的機會。2006年2-3月，我在衛斯理安大學訪問期間，3月3日應邀到哥倫比亞大學擔任“新儒學研討班”的主講，講題是“王心齋后人的思想與實踐：泰州學派研究中被忽略的一脈”。哥大的“新儒學研討班”是狄培理和陳榮捷先生開創的一項專門以宋明理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活動，在北美的中國人文研究圈子里獨樹一幟，早已形成一個傳統，后來發展成為經常邀請世界各地學者主講的研討活動，討論的范圍也不再以宋明儒學為限了。

狄培理先生在世時，幾乎每次的“新儒學研習班”都會參加。這一次，他也參加了我的主講。由于我運用了《明儒王東堧東隅東日天真四先生殘稿》這部鮮為人知的文集，他表示了特別的興趣。講完之后，我們還合影留了念。按照“新儒學研討班”的傳統，活動結束后大家要到附近一家中餐館聚餐，主講人是被宴請的對象。通常狄培理先生都會參加，但那次他因太太身體不好，沒有參加聚餐。隨后第三年，他太太便去世了。那次我得悉，狄培理先生伉儷情深，對太太一直照顧有加。這一點，后來在他的多位友人那里，也得到了眾口一詞的印證。

我們的第三次見面，仍然是在哥大。那是2008年元月，距離夏威夷初見整整四年。他得知我2007-2008學年在哈佛擔任訪問學人，便邀請我參加他一手操辦的題為“ClassicsforanE－mergingWorld”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以通識教育和核心課程為討論的對象，探討經典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我提交并宣讀的論文是“ConfucianClassicsinaChangingContemporaryChina”（《變遷之中的當代中國的儒家經典》）。當年會議論文集便出版了。

如果在中國大陸，以狄培理先生的地位，肯定既有充足的經費，更無需事必躬親，會有一大堆助手和學生幫助打理會務。但我親歷親證的那次會議，完全不是如此。除了后來曾受狄培理先生委托擔任其“唐獎”獲獎感言發言人的鄭義靜（RachelE.Chung）博士曾和我就會務以及論文事宜往復過幾次，其余大都是狄培理先生親力親為。我清楚記得，會議期間有一次他走到窗邊把窗簾拉上，以免投射進會場的陽光刺眼。那一次我和他的私下交流并不多，但他走去拉窗簾那一幕，特別是他高瘦而肩頸已經略顯佝僂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腦海。我當時心里生起的感觸，現在也久久難忘。

從2004年1月到2008年1月，我們恰好每兩年見一次面。我對狄培理先生其人其學的了解，更多地仍然來自我對他的文字閱讀。也正是因此，在這篇小文中，我不能只交代我和他的個人接觸，仍要介紹他的生平經歷和學術貢獻。對于其生平事跡，我的介紹“詳人所略、略人所詳”，盡可能讓讀者了解以往有關文字不曾提供的內容。對于他的學術貢獻，我也將更多從我個人的視角做出觀察和判斷。

與同時代的史華慈等人類似，狄培理先生也有年輕從軍然后轉入學界的經歷。1941年秋哥大畢業之后，他在哈佛開始研究生的學習。當年12月7日之后，他應征加入了美國海軍，分別在位于加州伯克利和科羅拉多州博德的海軍日語學校進修日語。1943-1945年，他一度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日本的沖繩以及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留下足跡。1946年秋，他回到哥大重新開始研究生學習，1948年獲得碩士學位之后繼續攻讀博士，1953年以優異成績獲得了博士學位。從那以后，他一生在哥大任教、服務。從1946年已在哥大實際承擔“東方人文和文明”的教學并負責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College）的“東方研究項目”開始，到1989年正式退休之后仍以特殊服務教授的身份無償在哥大授課至其去世之前的2016年，狄培理先生在哥大任教和服務了整整七十年。

據其自述，1937年秋大一入學伊始，在“當代文明”的第一堂課上，狄培理先生就被授課教師卡門（HarryCar－man）“文明不當以西方為限”的話打動，從此與亞洲思想文化結下了終生的不解之緣。雖然他軍中服役期間是研習和運用日文，出版的第一本書也是翻譯日本作家井原西鶴的《好色五人女》（FiveWomenWhoLovedLove,1956）,而且主編的“東方傳統資料選編系列”最早的一本也是《日本傳統資料選編》，但毫無疑問，在整個亞洲的思想傳統之中，狄培理先生傾注心力最多的仍是中國儒家的思想傳統。

狄培理先生大概共有三次訪問中國大陸。據他回憶，第一次是1949年，以富布賴特學人的身份到燕京大學學習儒學。就是在那個時候，他結識了錢穆先生。他的中文名字“培理”，就是錢先生那個時候給取的?？上r值戰亂，沒有多久他便和其他富布賴特學者一道，被時任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用私人飛機送到了廣州。在廣州，他認識了唐君毅先生。第二次是1976-1977年，在東京的學術休假年期間，他曾到訪過中國大陸。第三次是1989年，他應國際儒聯之邀到北京參加慶?？鬃诱Q辰的國際會議，并做了主題講演。

這樣看來，狄培理先生來中國大陸的次數并不多。但是，來的頻繁與否，并不能作為是否熱愛中國文化的標準。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肯定，既發自內心，更以對中國傳統深廣且理性的了解為基礎。例如，他歷來肯定儒家傳統中有著人類普遍和共同的價值，絕不是儒學在中國大陸平反乃至被頌揚的20世紀80年代以后。從他博士論文以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為研究對象，到1983年出版《中國的自由傳統》，回應20世紀初以來廣為流行的那種認為儒學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都與現代價值不相容并構成后者絆腳石的觀點，可見其價值立場的一貫。

狄培理先生最后一本書是2013年哥大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文明對話：為了世界共同體的教育》（TheGreatCivilizedConversation:EducationforaWorldCommunity）。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該書是其一生學術思想的代表。該書選取的內容以及編排的結構,反映了他自己最為看重的那些方面。

該書分三個部分。第三部分是他對幾位師友的回憶和評論，除了他在哥大的日文老師、被譽為哥大“日本學之父”的角田柳作和比他高幾屆的哥大同學、天主教修士思想家托馬斯·默頓（ThomasMerton），便是錢穆和唐君毅兩位先生。錢先生的部分，狄培理先生敘述的主題是他的黃宗羲研究與錢先生的因緣。唐先生的部分，以唐先生與新亞書院為主。其中，狄培理先生認為唐先生和他自己一樣，對儒家的宗教精神有深刻的體會。狄培理先生曾于1982年和2005年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擔任“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講者和“唐君毅訪問教授”，除了卓越的學術成就之外，也許正是由于他和錢、唐兩位先生之間的淵源。書中該部分關于錢、唐兩位先生的文字，正是以當時的演講為基礎修訂而成。

第三部分之外，正如該書第一、二部分的標題“教育與核心課程”和“儒學中的開明之學”顯示的，狄培理先生畢生的心血和成就可以用“教育”和“儒學”兩個關鍵詞來概括。

除了對中國思想特別是儒學傳統有著深廣的研究，狄培理先生的一生都奉獻給了高等教育。對于大學的通識教育和核心課程如何不限于西方的經典，而是盡可能將中、日、韓和印度的經典涵蓋在內，曾任哥大學術副校長和教務長的狄培理先生功不可沒。有一位哥大某學院的院長曾表示，哥大無需亞洲文明的課程，與英國牛津、劍橋大學的交換項目，便足以讓學生接觸到“異國文明”。對此，狄培理先生不僅堅決反對，更是從來沒有把亞洲文明視為“異國的”與“另類的”。他總是把亞洲和西方的理念放在一起去思考問題。由于他的堅持，哥大的學生在本科階段便可接觸到亞洲文明，有機會具備不以為天下文明只有西方的自覺。他的這項工作的作用，并不限于哥大一所高校，而是對整個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與核心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1987年的《紐約時報》曾經報道，狄培理先生主編的《中國傳統資料選編》曾在以往25年的大學暢銷書排行榜上一直名列第四。

狄培理先生雖然在1989年正式退休，不再擔任常規教員，但之后繼續以特殊服務教授的身份無償為哥大的學生授課，參與、組織乃至主持各種學術活動。這正是其獻身教育的表現。無論是他參加我2006年3月主講的“新儒學研討班”，還是我參加他2008年元月一手操辦的學術會議，我都絲毫無法意識到他早已是退休之身。2016年，已年屆97歲的狄培理先生仍在每周三到課堂，主持他有生之年在哥大的最后一門課程。整整七十年不輟的從教歷史，足以讓任何人對狄培理先生樹立的“師范”嘆為觀止。狄培理先生將“教育”列為他最后代表作的第一部分，足見“師范”在其心中的分量。

狄培理先生對于亞洲思想的重視和研究，不限于中國的儒學，也包括日本和韓國的儒學以及印度的思想。但該書第二部分“儒學中的開明之學”，中國的儒學傳統尤其宋明儒學所占比重最大。這一點也足以說明，在狄培理先生所理解的東亞文明中，中國的儒學思想占據核心地位。通覽其三十多本著作，可見中國儒學所占比例最高，其中又以對宋明儒學的研究和闡發最為豐富。他廣為人知的對于儒學的基本判斷之一，便是認為儒學并非一套腐朽、反動的意識形態，而是充滿了變革與進步因素的開明思想。無論是強調儒家傳統中的“開明之學”，還是指出其中有別于西方的那種獨特的“個人主義”，都是他對儒學獨具慧眼的睿識灼見，反映了常年浸潤儒家經典和文本的深造自得。

狄培理先生不只是儒學研究領域的杰出學者，也是認同儒學價值并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的儒家人物。除了曾在新澤西州度過中學時代、在哈佛不足一學期的研究生經歷以及二戰時期的數年漂泊之外，他幾乎一生都在其出生地紐約居住和生活。如果貫穿紐約的赫貞江（HudsonRiver）可以視為紐約的象征，那么，被親近的學生稱為“赫貞江上的孔夫子”足以顯示儒學早已成為狄培理先生價值系統的一個重要來源，而不只是客觀研究的對象。

當然，狄培理先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能夠和托馬斯·默頓成為莫逆之交，除了默頓也對亞洲思想頗有興趣之外，天主教信仰大概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天主教徒的身份并未妨礙狄培理先生認同儒學的核心價值。對此，他自己不止一次有明確的說明。以基督徒身份而認同儒學核心價值，他也絕非孤例。例如，認同儒家并曾在朱子墓前行跪拜禮的陳榮捷先生，也是一位基督徒。曾分別擔任波士頓大學神學院正、副院長以及教會神職人員的南樂山和白詩朗，更是佐證。唐君毅先生曾說：“在遙遠的地方，一切虔誠終當相遇。”狄培理先生特別推重唐君毅先生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兩人都有包容的宗教情懷。

在2016年“唐獎·漢學獎”的頒獎詞中，狄培理先生獲獎的緣由被歸結為兩點：一是“在儒學研究領域中的開創性貢獻”；二是“在西方建立了宋明儒學的研究領域”。這也說明，他畢生的學術思想歸根到底是在儒學。因此，無論就儒學研究的成就還是儒學價值的認同來說，狄培理先生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北美的一代“儒宗”。

除了教育和儒學兩方面畢生的奉獻與成就之外，狄培理先生也是一位現代的“士大夫”。他在哥大歷任東亞語言與文化系主任、大學評議執行委員會主席、學術副校長和教務長，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和高超的行政能力。而他在哥大創辦的“人文學者學會”和“海曼人文學中心”等機構，在推動哥大人文學科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實至名歸，由于他的學術成就與貢獻，狄培理先生獲得了多種榮譽。除了臨終前一年以97歲高齡獲得的“唐獎·漢學獎”，他還曾于2013年獲得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頒授的“國家人文獎章”。除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和“唐君毅訪問教授公開講座”，他也曾任“坦納講座”（TannerLecture,1988）的主講人。另外，他還于1974年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1999年當選美國哲學學會院士，2010年獲選日本學術院榮譽院士。至于亞洲學會會長、多所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及其它多種獎項，也都是對其學術成就與貢獻的肯定。

我個人和狄培理先生曾有交往，也覺得國內學界對其了解不夠。未能在他辭世之際撰文紀念，一直是我心中的遺憾。希望這篇遲到五年的追憶，能夠表達我對這位“北美儒宗”和“一代師范”的敬意。如果學界年輕的朋友有心，能夠由此而深入他的精神與思想世界，以為自身和中國學術的助道資糧，于我則更是望外之喜了。

（作者為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求是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