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珊/文

新聞，是應商業而生的。

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佩蒂格里（AndrewPettegree）在其所著的《新聞的發明：世界是如何認識自己的》一書中，詳細地考據了在大眾傳媒時代到來之前的新聞的“史前史”。這部立足歐洲的“史前史”，起于新聞被政治和宗教精英們的特權所壟斷的中世紀，終于人手一份報紙參與大眾政治的19世紀，彌補了其間以往不被學者重視的400年的空白。在這昨日世界中，廣場、旅店中口口相傳的閑談、廉價印刷的匿名新聞小冊子、手繪現場的大報，構成了和今日一樣繚亂的“多媒體”新聞時代。而在今日被哀悼不再如日中天、在動蕩的多媒體變革中轉型求生的以報紙為標志的新聞業，所擁有的輝煌時代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久遠，在很長的歷史時間中，都是在“多媒體”的混亂傾軋中掙扎生存。

那么，以報紙為主體的大眾新聞業是如何最終突圍，在19世紀迎來了屬于自己的時代？在這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是商業。中世紀的新聞不僅是被特權壟斷的，而且是昂貴的。運行一個收集新聞的信使網絡系統的固定成本，遠遠超過當時歐洲最富有的統治者的財力。領主們和教皇們需要依仗散布各地的扈從們和教士們零散發來的信件，來履行免費提供社會新聞的義務。而在當時已經運轉良好的北至弗蘭德、東至科隆、南至阿爾卑斯山口的橫貫歐洲的國際貿易路線中不停穿行的商人們，成為了替他們捎帶信件、提供更及時新聞的得力外援。

也正是這些消息靈通并依賴信息差為生的商人們，完成了領主們和教皇們所無力完成的壯舉：在1357年，佛羅倫薩的十七家公司聯合起來設計了一個共享信使業務。這是最早的專業新聞采集合作社之一。作為情報的商業新聞被嚴格要求了遞送時間的信使們采集和分發，以便訂閱的商人們趕上行情，也帶來了最早的國際新聞市場的雛形。和統治者們費力維系的用于統治的信息網絡相比，商人們提供的新聞服務更具及時性和可靠性。14世紀，在教皇密使帶著新任教皇當選的信息來到英格蘭時，國王愛德華二世已經于一個月前從佛羅倫薩的信使那兒得到了這個消息。

新聞服務的系統性商業化，則要歸功于16世紀時商業手抄新聞服務，也即“新聞信札”（avvisi）的出現。“新聞信札”本質上是最早的“訂閱制”服務。在16世紀擁有最發達的商業和新聞市場的意大利，出現了一批人脈極廣、消息靈通并以此謀生的新聞作者（novel－lante）。他們為一擲千金訂閱昂貴新聞的客戶們提供每周手寫的新聞簡報。這些非富即貴的客戶們，最看重的是新聞信札所提供信息的質量和來源的豐富性，這能為他們的統治或者生意順暢帶來保證。當時西班牙駐羅馬大使的公文，幾乎是最著名的新聞作者喬瓦尼·波利新聞信札的全盤翻譯。另一位著名的新聞信札的創作者貝內代托·代，則依靠在法國、西班牙的代理人，和在歐洲以外的奧斯曼帝國和埃及蘇丹宮廷里的強大人脈，從而可以夸耀自己有能力每周定時發送“來自亞洲、非洲和歐洲的新聞”。

新聞信札幾乎為其后大眾傳媒時代強調專業性的新聞業奠定了基石。繁榮期的新聞信札脫離了信件的體裁，由幾十則標注了日期和新聞來源的短句新聞所構成。這些提供給商人和統治者的新聞簡潔利落，追求中立客觀，謹慎地將事實和傳言區分開，極少附帶評論和分析，重在提供最大量的信息以供這些大權在握的客戶們決策之需。

在16世紀乃至18世紀之間，以當時商業中心佛羅倫薩和宗教中心羅馬為根據地的新聞信札一直長盛不衰。但在那個由廣場、旅店中口口相傳的閑談和廉價印刷的匿名新聞小冊子所構成的繚亂“自媒體”新聞時代，它并沒有成為新聞的主流形式。在批量印刷術傳入歐洲一個世紀后，印刷工匠們決定在宗教書籍之外開辟新的市場，特別是新聞市場，批量印刷的新聞小冊子成為了重要的新聞產品。

這些新聞小冊子有著和新聞信札截然不同的風格，在形式上繼承了宗教改革時代蓬發的那些宗教小冊子的形式，使用集中描述一個事件的散文結構來說清楚大眾關注的事件，例如一次戰役、一次國會會議的來龍去脈，幾乎是最早的“解釋性新聞”。整個16世紀，在德意志出版的新聞小冊子中相當大的一部分都在關注奧斯曼土耳其的進攻態勢，特別是威脅著作為德意志商人的重要投資市場的哈布斯堡王國的陸地攻勢。這些能夠幫助商人們徹底而全面地了解事件并且做出評判以供參考的小冊子，頗受這些焦慮但熱切的受眾的歡迎。

新聞小冊子的售價低廉到相當于1便士，與此同時相當商業化，迎合大眾的趣味。新聞小冊子們也樂于和街頭巷尾的歌謠小報、手繪事件現場的大報搶占市民們滿足獵奇欲望的市場，報道那些奇特天象背后的征兆、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故事以及血腥的女巫獵殺。在這個百花齊放的市場上，所有這些廉價印刷品的作者們都更愿意保持匿名，顯然炮制這樣的新聞并不會給他們帶來太多榮譽和自豪。

17世紀初，書商約翰·卡羅盧斯發明了報紙，一種幾乎是印刷版的新聞信札。這種新的新聞形式在德意志得到了熱烈歡迎，可見的利潤空間讓報紙的經營者們使出渾身解數爭奪市場。在漢堡，競爭者們會互相模仿報紙的名字，并在法院指責對方進行了新聞壟斷。這是因為沒有建立新聞信札傳統的德意志，在17世紀一躍成為了歐洲政治的支點，認為自己需要跟得上新聞的德意志人的圈層變得越來越廣。報紙沿著廉價印刷品所鋪就的郵政銷售渠道大量傾銷開來，并且培養起了民眾每周愿意花費2便士來解新聞之癮的消費習慣。

不過，直到18世紀末，“新聞事業才真正成為可能”。18世紀商業的發展讓細分廣告市場進一步發展，頭版廣告給報紙們帶來了從所未有的實打實的盈利模式，這意味著發行量和讀者質量成為了報紙們的競爭指標。而廣告所帶來的強勁收入來源也讓報紙脫離了單個經營者精疲力盡地不斷摘抄、“洗稿”，在生存線上掙扎的模式，有資金來雇傭一批編輯、記者進行獨立采編。

在18世紀末，有了可行商業模式和成熟采編模式的報紙，在振蕩的大眾政治的助推下，迎來了第一次振奮人心的屬于自己的時代。報紙不再充斥著互相抄襲、多次搬運的外國新聞和編造出來的奇聞異事，而是針對性地報道國內如火如荼發生的大眾關心的事件。像羅伯斯庇爾這樣的“名人記者”無休止地和政敵在報紙中公開辯論，吸引了那些新涌現的參與到政治之中的市民階層，成為了最重要的新聞消費群體。

這段新聞發展史，對于我們今天的奠定在報紙基礎上的專業新聞業而言，提供了可以作用于現實的歷史經驗，來幫助思考“新聞的商業模式”這個擺在面前的問題。

首先，重返昨日世界不只意味著人們對新聞的攝取重新回到了在動蕩易變、充滿不確定性的多媒體世界，新聞業在此挑戰中也似乎選擇了回到起點時的策略。從這個世紀的10年代開始，以《紐約時報》為首的報紙們紛紛通過“付費墻”（paywall）和定時投送用戶電子郵箱的新聞簡報，重返到了“新聞信札”所開創的“訂閱制”商業模式。這已經被證實是個可行的生存策略。最早施行“數字訂閱”的《紐約時報》，甚至戰勝了這數十年間社交媒體吞噬流量、廣告收入暴跌和裁員席卷新聞行業的整體頹勢，走向了蓬勃發展：其在2020年第一季度新增訂閱者達到了創紀錄的58.7萬。

有些媒體研究者們憂心忡忡專業新聞的讀者精英化，會造成“數字鴻溝”的出現，讓更多的人涌向不用付費的粗制濫造的謠言網站，影響到整體價值觀，但對于并不依靠政府資金扶持的新聞業而言，在這個生存不易的時代，挺住才是一切，在未來的變局之中，未必不會再次迎來屬于自己的時代。在真正重要的社會新聞發生時，報紙網站們也開始普遍采取單篇免費的模式，這也為這些憂心打上了“補丁”。

“訂閱制”帶來的最大問題是，為了保持住自己的訂閱用戶，報紙網站們開始迎合那些主流用戶畫像所代表的政治觀點和態度?？纯?ldquo;訂閱制”的最大贏家《紐約時報》那封著名的辭職信吧，在正確進步洪流的挾裹之下，老牌媒體《紐約時報》仍舊能夠被視為代表傳統新聞業所驕傲的客觀中立的公共討論場域嗎？

其二，新聞業重返昨日世界的另一個表現，是向新聞小冊子風格的“解釋性新聞”（explanatoryjournalism）的回歸。目前在國外最大的視頻分享平臺Youtube上的新聞業的“流量王者”，是聲明致力于創作“解釋性新聞”的Vox，其單個視頻平均瀏覽量超過200萬次。根據平臺的收入分享機制，Vox如此巨大的流量已經帶來了豐厚的收入，成為其總收入重要的一部分。

Vox的視頻相當具有新聞小冊子的風格，每一條視頻都試圖以自己的理解來從頭到尾又清晰生動地向觀眾們說清楚他們所關心的事件或者事物，和客觀中立相比，更有態度和感染力。此外，精美制作的動畫和現場視頻畫面帶來的視覺沖擊，讓這些新時代的“新聞小冊子”額外從那些手繪血腥事件現場的大報的風格那里拿到了加成。

當代受眾在視頻平臺上靠算法推薦放棄了搜索，卻又像16世紀的民眾一樣有獵奇的好奇心，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Vox的視頻相當受到他們的歡迎。畢竟誰不想知道“為什么伊麗莎白女王是15個國家的國王”、“為什么美國的小丑如此恐怖”呢？

其三，正如《新聞的發明》讓我們重新認識到報紙是如何在“史前”掙扎求生存的，在這種客觀認識上，我們對于新聞業的未來也不必過于悲觀。雖然現在我們似乎要重返新聞業在更廣泛的媒介中處于少數的地位的時期，但別忘了那些在16到17世紀掙扎求生的報紙出版商身上所體現出來拼搏的勇氣。他們用盡一切努力連接新的資源和渠道，發掘了新的受眾，那些渴望了解股票和戰爭信息的受眾及剛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才讓報紙迎來了第一個屬于自己的時代。而在未來擁有無限潛力的資源、平臺、渠道的可能之中，一個今日我們無法想象的新聞業的嶄新時代，也許正蘊含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