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醫生,是鏈接一線臨床需求和技術服務創新的樞紐。中國醫生有著非常優良的傳統,大醫精誠的內涵也在時間浪潮中歷久彌新。他們不應是困在論文、晉升等事務中的模糊面孔,而是修醫術致精微、修醫德懷仁心的時代英雄,也是醫療服務這一囊括了科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等復雜體系的中樞環節,更是圍繞提升醫療質量和普惠性目標所構建的創新鏈條上的核心主體。經濟觀察報作為中國健康事業的觀察者、記錄者和推動者,將持續為讀者呈現致力于醫療創新的大醫生和他們的故事。
這是本專欄的第一篇,主角是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張鴻祺。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鈴 編輯 陳哲 一個某西南偏遠地區的山民,腦子里不幸長了動脈瘤。他被送進最近的醫院,由一臺精巧的機器人,為他測量出瘤體的精確大小,進而為他判定是否需要治療、怎么治療。手術時,醫院只需要由技術員輔助和管理機器人。就這樣,他不用舟車勞頓,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尋醫問藥,也能得到高質量的診治。
這是想象中的場景,來自醫生張鴻祺,他是全國神經介入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也是中國最好的神經外科大夫之一。
圖片說明:受訪者供圖
現實當然是骨感的。
神外是一個特殊的科室,手術難度大,臨床要求高,工作強度在醫院科室中首屈一指。在中國,如果要立志成為一名神外醫生,在博士畢業后,大約還需要8年的高水平培訓,才能獨立完成各種手術。
宣武神外,一個被稱之為中國神經外科黃埔軍校的地方,聚集了最頂尖的神外醫生。他們現在還常常受邀到山區、海外參與醫療援助,也總會趕往災難一線。
大醫精誠,張鴻祺和他的同事們,用滿腔的熱情和高超的醫術來治療病人,解除痛苦。在他的理念中,要想更多地惠及病人,達到醫療同質化的理想前景,需要在技術和熱情之外,通過扎扎實實的科技創新,來提升全行業的水準,更大程度實現病有所醫。
神外“坦克”
2008年5月12日,地動山搖的時刻,張鴻祺正在參加奧運醫療集訓。汶川地震消息傳來,他和宣武醫院的9名同事被選為北京市醫療救援隊的成員。當天深夜,家人一家家敲開商店的門,給他買好防滑鞋、雨衣、干糧。13日晨,他飛往成都。
在大雨中,張鴻祺被派往重災區北川。去了之后才發現,當地沒有手術條件,又隨傷員到綿陽。
不惜時、不惜身,但求盡善盡美。兩周時間,張鴻祺救治顱腦外傷的患者323例次,給許多發生顱骨骨折、頭皮損傷、脊柱損傷的傷員做過手術。
除了震區救援、奧運會和殘奧會醫療保障、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海外醫療援助這樣的特殊任務,張鴻祺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宣武醫院的門診和手術室。
張鴻祺有一個特別的稱號,“神經外科的坦克”。他曾經超過24小時不休息連續做手術。
由于同時擅長開刀和介入,將腦血管病的顯微手術與介入治療方法融會貫通,又有人叫他 “兩棲坦克”。他做過的脊髓血管畸形(一種發病率低、研究者寥寥的疾?。┦中g累計超過3000例——全世界沒人比他做得更多。
神外手術難度非常高。
同樣是0.5毫米左右的血管,如果位于腦部,一旦出現問題,就可能造成失語、偏癱等永久殘疾。但是,如果在四肢、腸道甚至心臟等部位,更粗一些的血管斷掉,也不會有大的問題;
同樣是出血,腦出血超過30毫升就危及生命,而在腹腔,出血幾百毫升也不一定有大問題。
在神經外科,各種突發狀況隨時發生。
病人一旦出狀況,搶救時機轉瞬即逝。為了盡最大可能保證及時搶救,張鴻祺手機永遠開機。
他不愿放棄每一個病人。
二十多年前,張鴻祺還是一個年輕的住院醫師。一個8歲的男孩在動脈瘤手術后嚴重腦干衰竭,多次瀕臨死亡,家屬都想放棄了,張鴻祺和老師凌鋒教授依然堅持,守在男孩病床前。術后第15天,男孩病情出現轉機,一個月后出院,奇跡誕生。
人的大腦復雜,神秘,結構精妙,瞬息萬變。極低的容錯率,極高的手術難度,要求神外大夫必須精益求精。
張鴻祺說:“沒有熱情是不行的。”
“最強大腦”
張鴻祺一天的工作從7點開始,討論手術預案、交班、查房、做手術或出門診、開會、參加各類線上線下專業活動。
他尤其重視每周二7點的閉門會,和大夫們專門討論上周出現嚴重問題的病例。
“萬丈懸崖走鋼絲”,人們這樣形容神經外科手術。不成功或有并發癥的病例,會讓張鴻祺不思茶飯。
閉門會上,醫生們打開心扉,去真實復盤、糾錯、得出結論。他們討論,甚至爭吵,是出錯了?是認知不到位?是當前的醫療技術無法避免?
撕開心里的傷口是件難事,張鴻祺定下的規矩是,在會上,什么話都可以說,會議后,決不允許在背后指責和抱怨。
閉門會制度,是張鴻祺引領下的宣武神外這支鐵軍的縮影。
張鴻祺拒絕制定只為了被服從的規則,允許向外向上去探索,允許“旁逸斜出”。
科室的核心小組明確了三條原則:第一,科內的每個人能否最大程度發揮作用、實現自己的理想;第二,科室是否為此提供了條件和氛圍;第三,每個人的理想是否與神外的利益和發展的方向相契合。
圖片說明:受訪者供圖
張鴻祺清楚,科室的發展道路應該是很寬的,如果被限定窄了,規定動作越來越多,自由發揮的余地就會越來越小。他希望給團隊成員足夠的包容和支持。
團隊中每個人的探索常常會帶來意外的驚喜。
科里一個叫李茗初的醫生,癡迷于神經系統解剖知識,每天花大量時間進行學習和研究。如果單純用手術量來要求,他可能難以留在醫院。
但在宣武神外,科室幫他建立起了非常好的實驗室,讓他做得了最精妙的顱腦解剖。慢慢地,全國各地很多醫生慕名前來學習,甚至張鴻祺遇到特殊的手術,也會請李茗初來幫忙。
團隊里許多醫生成了“網紅”,包括張鴻祺在內,門急診主任吳浩、兒童神外組組長曾高、主治醫師陳思暢等都擁有10萬以上的粉絲。在網絡上,他們給人看病、科普,也傳播科室的價值觀。
這個價值觀是張鴻祺的老師、宣武神外前任主任凌鋒提出來的:技術不應該是冰冷的,應該充滿人文關懷。
2019年,宣武神外搬進了被人們稱為“大腦袋”的CHINA-IN新大樓。90名醫生、206名護士、345張病床、每年超12000例手術,這些數字參與構成了這個科室在中國神經外科領域的巨大影響力。
人們走進“大腦袋”,會見到這些數字背后活生生的人,會看到擺在大廳的鋼琴,還會讀到宣武神外的科訓,那是十六個金色的大字:
全力以赴,盡善盡美,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精誠之上
握起手術刀29年來,張鴻祺白發漸多,熱情未減,除了做手術、帶團隊,他還想做成一件大事——臨床創新成果轉化。
2021年9月,張鴻祺發起成立神經醫學創新與轉化聯盟(CNIT),這是行業首個神經醫學創新成果轉化平臺。
一年多的時間里,聯盟把500多位醫生、240多家企業、150多家高校院所工程專家、80多個投資機構、50多個產業園區聚到了一起。至今,聯盟已實現了大大小小幾十個想法的轉化,有的已經成為了產品。
這樣的成效和速度甚至讓科委、衛健委的官員感到驚訝。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部門的數據統計,我國每年重大科技成果平均轉化率僅為20%,其中醫學科技成果轉化率低于8%,而美國和日本該比率則接近70%。
包括北京在內,各地政府會給醫院下達任務,醫院一年得有多少轉化額,作為績效評估,但落地執行時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
從想法到專利市場化,研發、注冊、招標、醫保、進院,每一步都不簡單,法律保障、專利保護、產業對接,每一條都不可忽視,更需要醫務人員、醫院、企業、研究機構、資本、市場密切合作。
角色不同,思考的內容也會不同:
醫生會認為,自己的想法企業只要去做就能有產品;
工程師會想,這個想法如何翻譯成工程語言,技術能否實現;
企業會考慮,新產品市場會有多大,跟現有產品的差別是什么;
而投資方更多關注,是否能掙到錢,商業模式是什么。
張鴻祺發現,不同利益方的人如果能充分溝通,就會發現大夫眼中的好想法也許很難落地,而一些小小的改進也許前景廣闊。這成了他組建聯盟的初衷。
他記得聯盟里誕生的第一款小小的產品。
介入手術時,血一旦倒灌,會導致血栓形成。護士不得不冒著射線一次次跑進手術室,給壓力袋手動加壓,用一定壓力讓液體縮回血管。久而久之,一名年紀稍大的護士都得了腱鞘炎。
她想,能不能有自動加壓的東西?
聯盟里一個做輸液裝置的廠家回應了她:“可以實現。”
幾個月后,“神經介入電動加壓輸液裝置”問世了。
一個想法,變成了一個產品,雖然轉化額不多,但這個護士心里很美。
張鴻祺在思考,如果每個護士都這么想問題,那工作起來熱情將會有多高?
創新轉化到底卡在哪里?它不是卡在宏大的愿景中,而是一個個小細節上。只有在真正的創新實踐中通過一個個具體的項目,去反復探索,才能得出答案。
神經醫學創新與轉化聯盟秘書長張寧告訴經濟觀察報,轉化這件事太苦,太難,投入產出比不會那么高,真正愿意投入去做的人太少。
即使是在神經醫學創新與轉化聯盟,能成功走到上市的項目也只有1/3-1/4。
尤其重要的是,能把各方聚在一起的靈魂人物可遇不可求。發起人必須真正理解和支持創新轉化、相對親力親為,還得是所在??祁I域排名前三的帶頭人。張鴻祺罕見地滿足了這些條件。
在聯盟,張鴻祺延續了“坦克”本色。一年多里,他幾乎沒有缺席聯盟的每一次線上創新周話、每一場線下活動。
十月的一天,張鴻祺在晚上七點進入騰訊會議室,跟人們打招呼。
神經醫學創新與轉化聯盟正在進行一周一次的“創新周話”。在這里,張鴻祺總能見到許多新朋友、老朋友。他說,十多年沒見,劍鋒一點沒變,我是頭發都白了。
陳劍鋒是沛嘉醫療首席技術官,是這一周的主講人,他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創新想法是怎么從0到1實現的。
這樣的云端談話,總能讓來自東部戰區總醫院、北京天壇醫院、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等全國各地的神經醫學領域的醫生聚在一起。
陸軍特色醫學中心NCU主任張猛就是這里的???。他喜歡這樣的討論,打趣說:“打通了這第一公里,以后就一瀉千里,一天幾百公里。”
隔著屏幕,人們笑了,張鴻祺也笑了。聯盟成立一周年那天,他在朋友圈寫:“一年前,創新轉化還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一年后,很多想法都已經成為現實。交流和互助,是理想飛翔的翅膀。”
以下摘自經濟觀察報與張鴻祺對話:
聯盟把想法變成價值
經濟觀察報:神經醫學創新與轉化聯盟的創立有什么契機?
張鴻祺:我們在臨床工作中,對原來的治療設備、器械,常常有許多改進的想法。這些想法是曇花一現,還是能變得有價值?
很多人都有創新的需求,但有隔閡。廠家的銷售把醫生抬得很高,不敢違背、得罪醫生,甚至不敢跟醫生交流真實的想法,最后變成互相防范。壁壘實際上是人自己造成的。
我的初衷是讓創新想法能實現轉化,真正用在病人身上。在國外,企業跟醫生結合密切,轉化路徑清晰,企業、醫生都能獲益。
幾個有這樣想法的朋友討論,說咱們可以組建一個聯盟,把企業、投資方、醫生、科研單位的人聚在一塊,來聊這個事。
我們的想法很簡單:創新轉化的最終價值是促進醫學發展,更好地服務病人,每個人從中理所當然地獲得一些回報。
我們也在摸索,怎么讓這個平臺不斷完善。必須要尊重人的本性,必須有利益的分配和獲得,才可能持續。
經濟觀察報:在聯盟內,國內廠家有哪些努力?
張鴻祺:中國人做事認真,產品不比國外的差。有的雖然不是原始創新,只是改良,但也能讓手術變得簡單、安全、更容易普及。
我們接觸的很多國產器械廠家都不只用簡單的商業行為去獲得利益,做事非常嚴謹。在良性的環境和政策的導向下,中國人一定能更好地發揮自己的能力。
技術進步給醫學帶來無限可能
經濟觀察報:在神經外科,數字醫療對醫生的臨床治療能有多大幫助?
張鴻祺:幫助很大,但現在還處于初期。
比如,動脈瘤手術屬于中高難度以上的手術,隨著技術發展,普及性變廣了,但遠遠不夠。動脈瘤手術會讓3%的人致死或致殘,風險很高。不夠成熟的醫生來操作,風險會更高。
以前,急診患者被迫在當地救治時,我們會經常出去會診,很累,把身體累垮了,也救不了多少病人。所以,需要嚴格培訓更多的大夫,也需要把治療簡單化和規范化。
我想象過一個場景,一個人得了動脈瘤,機器自動測量出來,把結果直接展現給大夫。機器人還會根據專家意見、指南去分析風險。如果機器判斷需要治療,大夫也這樣判斷的話,就減少了判斷的失誤。是選擇開刀還是介入,選擇什么介入方式,機器也能根據經驗給出方案。隨訪時,機器也能客觀呈現病人情況。
這樣一來,醫療就可以實現同質化。這是我的理想。
經濟觀察報:能否介紹一下宣武醫院聯合天壇醫院、柏惠維康等單位研發的神經外科手術機器人。
張鴻祺:現在這款手術機器人主要用于一些立體定向的手術,確實解決了一些問題。比如更精準,可以遠程操控等。只要產品能做出來,盡管應用場景還有限,但已經很好了。在這個基礎上,再逐步開發改進,應用的范圍會越來越廣。
經濟觀察報:今年3月,宣武醫院完成了中國第一例“腦機接口”臨床植入手術。通過“腦機接口”能達到什么樣的治療效果?
張鴻祺:“腦機接口”現在還處在臨床研究試驗,有極個別應用在病人身上。
最終,沒有創傷的(接口)是最有生命力的,但目前,非侵入式(接口)獲得信號和分析還是很困難的,應用在臨床中的場景還不太多,主要是在研究,但是它肯定是一個重要的方向。只是目前的探測器探不到、分析不了那些信號。
侵入式的,扎到腦子里,獲得信號更直接,但它的侵入性非一般人能接受,應用范圍也比較窄。所以還在不斷地開發,最終肯定是無創,有創只是應用在一些特殊患者身上。目前,侵入式的大部分也是在做科研。
像DBS(腦深部電刺激,俗稱“腦起搏器”),也是一種廣義的腦機接口,用發生的一些電波來抑制一些異常的電波,消除震顫或改善其他問題。人們想象的“腦機接口”可能是能獲得一個人的思想、意識,或者指揮人運動,這個離現實和應用還有一段距離。
經濟觀察報:你怎么看待互聯網醫療?
張鴻祺:醫患之間,信任非常重要,互聯網醫療解決現有門診、病房和物理空間沒法解決的醫患溝通問題。
我鼓勵科室所有醫生,積極地投入到互聯網醫療,跟互聯網醫療深度合作,表達自己的需求,去開發一些新功能。我想,互聯網醫療企業,也希望得到這些信息。
好政策鼓勵創新
經濟觀察報:北京市在做疾病診斷相關分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付費改革,對科室日常管理有什么影響?
張鴻祺:我們早上還在討論DRG。DRG是一種用經濟手段來規范、管理醫療行為的方式。它是持續監控,動態調整,使社會資源能更好地應用在病人身上,不至于浪費。
對醫療的影響很大。
創新涉及到很多療法、設備、耗材,企業要靠盈利來生存,賣力不掙錢就持續不下去。在DRG的情況下如何保持創新,是一個很大的話題?,F在,創新產品在一段時間內不納入DRG,鼓勵創新,這是一個補充。
什么是創新產品?就是具有原創性,不能完全復制別人的成果。好處是鼓勵大家發揮智慧、能力,去創新,為社會、為醫學作貢獻。不好之處是,習慣于躺平、買辦、復制別人的,就會受到抑制。當然,現在臨床醫學、科研或者學術活動里有很多還需要支撐,會造成很大影響。
對醫學的普及和促進來說,這種影響是長痛?短痛?是好?是壞?我認為,長遠來說還是好事情,鼓勵創新。
經濟觀察報:在醫療器械和耗材領域,國家近期開展了好幾次專項集采,也出了一些鼓勵創新的政策。你怎么看待這幾次集采對醫生的具體影響?
張鴻祺:我覺得所謂高值耗材集采,慢慢會趨于理性。
一個產品從想法、設計、定型,最后成為產品,再到銷售,整個過程中,每個人的付出都是有價值的,不能說原料是幾塊錢,產品就應該是幾塊錢。
中國的服務體系里,把人的價值弱化了,大家都避諱談服務。應該鼓勵人的價值,才能把人的積極性調動出來。
集采要考慮到原始智慧的付出、設計人員、流通人員、管理人員的付出,才是比較合理的。
為什么我們主張醫事服務與耗材和藥品分開,這能體現大夫的價值。原來都不去談這個事情,用藥品或耗材的加成來彌補。實際上,大夫做手術,就應該值很多錢。
趨勢還是越來越好,意識越來越強。集采理性化和對于創新產品的保護,在某種形式上體現了人的價值。
經濟觀察報:有聲音認為,集采會加速國產替代,你怎么看?
張鴻祺:不能夾雜民族情結,不能貿易保護,要放眼世界,去高水平的環境中成長,要去市場上競爭。小孩不會走路才需要父母保護。
要敢于拿出來跟人作比較,敢于把人吸引進來,來把水給攪活了。絕對不能用民族主義的大棒,把國外企業趕出去,應該用合理的措施來促進民族企業的成長,進入世界舞臺。
所以,理性地、科學地進行集采,有促進作用;搞得不好,會對醫學、對產業會造成致命的損害。
宣武神外的努力
經濟觀察報:當前,中國神經外科領域面臨哪些普遍性挑戰?
張鴻祺:第一是培訓不夠。在以往神外??漆t生的培養中,對人的訓練不夠,書本、實驗室、臨床的學習都不夠。在小醫院,年輕醫生可能沒條件做大手術,常規手術也做不精。這是很突出的問題。
第二是知識儲備和視野不夠。
中國的醫學教育體制在不斷調整。單從神經外科來說,博士畢業才能當醫生,之后還要經過7-8年的培訓,才能在指導下做手術。我們在把合理的培養體系向全國來推廣,我們參與了中國醫師協會和衛健委的??漆t師培訓試點的方案制定和推廣。
經濟觀察報:談一談宣武神外在人文關懷方面的努力。
張鴻祺:人文關懷不是表面上把患者糊弄舒服,最大的人文關懷是滿足患者的根本需求。能治療的就要爭取治愈,無法治療就爭取有質量地延長生命。
經濟觀察報:宣武神外接下來一段時間的目標是什么?
張鴻祺:我們是三家國家神經疾病醫學中心之一,這是什么概念?別人治不了的病你得能治,深入研究,想辦法攻克不治之癥,這是首要任務。
第二是規范和普及。除了攻關克難,還得形成規范,向全國普及。
第三是要為社會經濟作出貢獻。比如通過創新轉化來減少國家的醫療投入,推動醫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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