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詠/文 近日，針對市人大代表提出的“建立健全醫務人員容錯糾錯機制”建議，重慶市衛建委答復稱將加強調研，論證建議的可行性。此前，這位人大代表指出，“基層的一些醫療工作者長期處于高強度、重壓力的工作狀態，如果有關部門不加區分地用‘問責處分’來推動工作，會導致基層醫療工作者身心疲憊、進退失據”。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院長董蒨，11月8日發布一個朋友圈，稱一位患兒需要進行肝母細胞瘤手術，但自己卻被封控在小區無法為孩子主刀。朋友圈截圖獲得大量轉發后，經過社區與當地防疫部門的溝通，董蒨如期為患兒進行了手術。

放在常態化防疫的當下，這兩則新聞其實共同指向了一個命題：國家衛健康委三令五申要求保障的民眾就醫權，如何被不折不扣地落實？不能因疫情防控而耽誤患者救治——這如何成為不可突破的底線與共識？

在隨后的官方回應中，青醫附院和董蒨所在的社區都表示對緊急醫療需求有相應預案。這樣的預案，應該規則統一，且成為每個醫院、每個社區的機制“標配”；申請綠色通道的流程也應該廣而告之，讓民眾知曉。如此，在發生緊急情況時，無論是醫務人員還是求診患者，才有據可依，知道怎么按流程申訴處理。通過輿論發酵最終解決了問題固然值得欣慰，但不應是常態，一個真正讓民眾預期穩定、放心安心的機制是，不會哭的孩子同樣“有奶吃”。新冠肺炎疫情時有三年，此前也有過一些悲劇教訓，這樣的常態機制應當建立起來了。

制度建立起來后，如果執行得僵化，就難以落實到位。從這個角度看，重慶這位人大代表關于“建立健全醫務人員容錯糾錯機制”的建議可謂中肯。雖然這個建議不僅僅是針對疫情期間的，但它對于當下的意義十分重要。試想，當一個急癥患者被送至醫院，是黃碼或者核酸結果未出，醫院救人為先，防護措施也到位，但仍造成了院感，怎么辦？說實話，醫院的壓力也是巨大的。生命脆弱有可能轉瞬即逝，這時需要給醫院靈活機動處理的空間，尊重并信任醫務人員的專業判斷，允許他們在不違反防疫規定的大前提下酌情處理，事后也不一刀切地追責。這樣才能讓醫院敢救人。

甚至不僅醫務人員，社區、民警等基層工作人員也需要這樣的容錯機制。當封控社區的民眾有緊急就醫需求時，他們遇到的第一個關卡往往是社區。性命攸急關頭，社區工作人員是僵化執行政策，層層請示、層層報批，還是靈活處置，當機立斷放人？這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追責制度有沒有靈活的豁免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僵化依規處理或者把皮球踢給上級，在個人自保的角度是最安全的，敢于“救人為先”更需要勇氣、需要擔當。這種勇氣和擔當的背后，是對生命的敬畏，是人類悲歡彼此相通的憐憫與善意，不僅不被懲罰，反而應被鼓勵，因為這正是“生命至上”在微小行動上的詮釋。

疫情防控是為了保障民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如果因僵化執行政策而讓他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受損，這樣的次生災害與防疫初衷相悖。要減少次生災害的發生，讓“生命至上”得已落實，需要有標準、有彈性、可操作的制度來保障。具體如何執行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摸索，但無論如何，制度要保護醫務人員救人為先的行為，要為基層工作人員在民眾性命攸關之際靈活處理保駕護航，這樣才能最大限度激發人性的善良，讓社會關系更加潤滑，也讓疫情防控政策更能獲得民眾長久的支持和配合，從而更好地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