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11月11日，國務院新冠疫情聯防聯控機制印發《關于進一步優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學精準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公布進一步優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條措施。其中包括：縮短密切接觸者的隔離管控周期，不再判定次密接，將高風險區外溢人員“7天集中隔離”調整為“7天居家隔離”，將風險區由“高、中、低”三類調整為“高、低”兩類，一般不按行政區域開展全員核酸檢測等。

對上述優化的防疫政策，輿論普遍表示歡迎，市場信心也得到了大力提振，A股股市強勁上揚。

在“動態清零”總方針之下，防疫政策確實仍有值得期待的巨大的優化空間。正如筆者今年三四月份呼吁的，為整治過度防疫，防止防疫次生災害，可以動態調整不同地區隔離管控的容忍值，一種是調整時間值，對于密接人員、入境人員、高風險地區外溢人員、高風險崗位從業人員等，縮短其隔離管控時間，或者將集中隔離改為居家隔離；另一種是調整空間值，縮小風險區域劃定范圍，正如本次“優化疫情防控二十條”取消了中風險區分類，高風險區一般以單元、樓棟為單位劃定且不得隨意擴大，高風險區所在縣（市、區、旗）的其他地區劃定為低風險區——第八版和第九版新冠疫情防控方案、“優化疫情防控二十條措施”都是沿著這一邏輯演進的。

1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聽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匯報，要求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一天之內，“優化疫情防控二十條”就全文印發，足見中央決策的堅決程度、各方對此的高度共識——要力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經濟社會發展“雙贏”。

今年，中國經濟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不小，前三季度國內GDP增長僅為3%左右，多地財政收入罕見地出現負增長；一些大中型城市的制造業、服務業頻繁受到疫情管控波及。更麻煩的是，一些地區隨意封校停課、停工停產、未經批準阻斷交通、隨意采取“靜默”管理、長時間不解封等各類層層加碼的行為，既激化了社會矛盾，也消耗了發展潛力，對國際競爭力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優化疫情防控二十條”的發布適逢其時，一方面，繼續強調不是放松防控，更不是放開、“躺平”，要充分認識抗疫斗爭的復雜性、艱巨性、反復性。另一方面，通過精準防控，該放的要放開，才能騰出手來，把該管的都管住，既讓社會經濟發展不被阻礙，又防止擴大化防疫導致行政資源被浪費、民眾權益被侵害。

上述文件明顯加大了對過度防疫的整治力度。比如：發揮各級整治層層加碼問題工作專班作用，高效做好舉報線索收集轉辦，督促地方及時整改到位。衛生健康委、疾控局、教育部、交通運輸部等各行業主管部門加強對行業系統的督促指導，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切實起到震懾作用。

另外，在筆者看來，上述文件也為防疫政策的進一步調整鋪陳了保障性措施，比如：提高老年人群加強免疫接種覆蓋率；做好新冠治療藥物的供應儲備，尤其是滿足重癥高風險和老年患者治療需求。這些保障性措施為推動我國防疫政策從“防感染”轉向“防重癥”，埋下了關鍵性的伏筆。

筆者預計，未來我國在更大程度放開人流、物流的自由流動，取決于三個因素：

一是特效藥研發、全民免疫屏障、醫療保障能力、公共衛生應急能力等防疫基礎設施有所提高。各級政府要意識到，防疫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服務于疫情防控的短期目標，還對推進醫療衛生資源、社會保障資源更為均衡可及，在衛生健康、醫保領域推進“共同富裕”具有深遠意義。因此，即便在地方財政吃緊的當下，也要把財政資金花在刀刃上，既要敢花錢，也要花好錢，不能把錢浪費在違背醫療衛生規劃的運動式擴建醫院院區上。

二是我國民眾對新冠肺炎病毒的心理預期更為科學、穩定。“自限性疾病”“后遺癥可控”“康復患者無危害”，這些醫學常識值得被廣泛科普。唯有如此，才能消除全社會對新冠肺炎病毒的恐懼心理，消除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恥感，助推全民達成“逐步恢復常態”的強烈意愿，并形成對防疫政策進一步優化的強大民意后盾。

三是在疫情擴散后全社會有能力對新冠高危人群實施重點保障。根據全球經驗教訓，隨著防疫政策的容忍值逐步調高，或者社會面病例多發，老年人、孕產婦、嬰幼兒、基礎疾病患者有更大可能暴露于病毒之下，面臨比普通人群更大的危險。從“普遍性防疫”轉為“重點人群防疫”，騰出的人財物力為上述高危人群開放提供更多的支持，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護他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這是對“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好的回應。

（作者系價值醫療顧問專家委員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