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文  把人看成是一種符號化、概念化、尋求意義的動物的觀點，在過去的幾年內，在社會科學與哲學中變得越來越流行；努力從經驗中獲得意義，并賦予其形式與秩序，這種努力明顯地與我們更熟悉的生物學需要一樣，是真實而又迫切的。

藝術的美學作用與后工作

討論現今時代的意義問題，可以先從工作的未來談起。這首先是因為，我們的絕大部分工作，不僅越來越少意義，反而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無意義；其次，可見的現實是，人工智能正在給工作帶來巨大的威脅。

在人工智能步步緊逼的情況下，我們這個時代的工作，正在見證一場社會、經濟和政治層面的危機。過勞是其中最顯而易見的表象之一，另一個表象則是工作崗位的日益稀缺。整個勞動力市場，包括制造業（由機器組裝的汽車和計算機）、零售業（完全由計算機操縱的商店）以及運輸業（無人駕駛的汽車和火車），都在漸漸趨向或經歷著最終的全面自動化。人工智能將接手許多曾被認為不可化約的工作，從市場營銷到投資銀行，從準備法律合同到教授數學，就連“較高層次”的認知和智力工作也不能幸免。

勞動力市場的萎縮對有工作的人和沒工作的人而言，影響相差無幾。就業競爭壓低了工資，同時對人們的工作效率和奉獻精神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

一大批前途不可限量的員工時刻整裝待發，一旦我們出現閃失，他們就會取代上位。這將加大我們的工作壓力，切斷我們的退路，讓我們產生一種聽天由命、萬念俱灰和身陷囹圄的感覺。

我們之中的許多人拼盡全力維持著體面的生活，或是僅僅想要生存，卻發現自己被困在充滿壓力、沒有成就感的工作之中，疲于奔命。這也就是“內卷”或者“躺平”成為中國社會流行語的內在原因。

這種迫在眉睫的危機呼喚一種針對“后工作”（post work）時代的新思想，意在致力于解決未來世界中“沒有工作”帶來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后果。

全民基本收入，即政府為每位公民提供的一筆收入，旨在保證公民維持基本生活，無須接受經濟狀況調查，這一概念正在激進社會政策圈子的熱捧，并已然成為“后工作”政策和相關討論的核心支柱。

然而，正如許多“后工作”思想者所言，“后工作”的未來世界向我們拋出了一個問題，它既是政治的、務實的，也關乎人類生活的意義。在下一個世界中，工作場所不再是迫使我們追問生命意義所在的中央世界。如果不工作，什么能讓生活有意義？如果工作不是我們天生具備的根本屬性，那么我們又是什么樣的人？

我會和此前的許多思想者一樣，把救贖的希望寄托在藝術上。藝術家生活在想象的世界，而不是現實的世界里，要將我們的目光從真實轉向虛構和幻想。他們很少采取具體的行動，這使得他們成為那些追求美德和誠實之人不斷質疑的對象。

在《理想國》中，出于各種原因，柏拉圖讓蘇格拉底將藝術家驅逐出理想城邦，其中最重要的是，藝術家不僅對正確的生活和行為方式沒有任何貢獻，也沒有告訴我們它們是什么。

蘇格拉底哀嘆，即使是所有詩人中最受愛戴和尊敬的荷馬，也沒能制定出一部憲法、發動過一場大獲全勝的戰爭、推行一種切實可行的策略，或者致力于公共服務。藝術家也許有令人無法抗拒的娛樂精神，但作為生活向導，他們卻一無是處。

大約2300年后，奧斯卡·王爾德顛覆了柏拉圖的價值體系，將這種“無用”提升為藝術家的最高美德。通過抵御那種控制著其他所有人的積極沖動，藝術家擺脫了現實的局限性，找到了通往無憂無慮夢想生活的路徑，那是“一種不以做什么為目的，只為存在的生活”。

盡管蘇格拉底和王爾德持相反立場，他們有個觀點卻如出一轍：藝術的創造和享受，含蓄地表達了藝術家對生活目標的婉拒。藝術作品得以存在的事實，指向了人性中一種不必要的，甚至是無用的維度，一種對有目的行動的抵制。我們在讀詩或看畫時很難尋獲任何切身的實用效果。

與這一論點截然對立的是，藝術領域十分有利可圖，也常常出于各種目的為人所用，就連最新的NFT也是如此，所以，藝術從來是我們的生活、世俗現實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個與現實分離的世外桃源。

這無疑可以解釋為什么如今的藝術需要不斷從商業價值或社會效用的層面來證明其使用公共資源（金錢、空間、時間）的合理性。藝術必須在經濟或社會上有利可圖。

我們當然可以拿藝術品做各種各樣的事，表述林林總總的故事，但人們仍然心懷隱憂，因為一件藝術品之所以成為藝術品，就在于它“不被使用”——無關他人的行動。正如法國作家、評論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所說，“藝術的行動力貧瘠且微弱……一旦藝術以行動來衡量自己，這種刻不容緩的行動只能把它置于謬誤的境地”。

如果我們不以行動來衡量藝術，而是把藝術當作生活中一個不適合這種度量標準的領域，那將會如何呢？在一篇頗具煽動性的文章中，布朗肖認為，浪漫派藝術家自詡為神圣的“創造者”，讓自己取代古代諸神的地位，卻因此失去了所有神跡中最神圣的一種：在幾乎所有關于世界起源的神話，尤其是在《創世記》的敘事中，神明不僅會創造，還會休息。浪漫派藝術家誤以為自己的神性在于“勞動創作”，其實這是“最不神圣的神跡，讓上帝成了每周工作六天的勞工”。

真正的神性不在于工作，而在于不工作。任何人都能工作，但不工作是上帝的特權。藝術家和上帝一樣，也不是“勞動者”。

建筑師用石頭砌墻、架橋或建造日常生活中其他有用的東西，而雕刻家只用石頭將想象世界中的東西變成現實。無論藝術家看起來多么努力，其作品都沒有什么真正的用途和功能。那些自稱納稅人，卻將藝術家視為懶蟲或廢物的人也證明了同樣的觀點——這個世界并不像需要泥瓦匠或醫生那樣“需要”藝術家。

所以，哪怕我們不是藝術家，我們可否在我們的生活中迎回這種神圣的懶散并加以效仿？這種懶散從當代生活中消失，可能既與工作的神化有關，也與社會的世俗化有關。我們太著急做各種事情，進行各式選擇，忘記了應該懶散，應該無聊，應該無所事事，應該待著，而不行動。是否存在一些無意義的東西，反而構成有意義的存在？

為什么因果關系的世界難以接受？

以上討論涉及到“我們是什么樣的人”的問題，讓我們拋開哲學和藝術的說法，從科學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的宇宙始于130多億年前的一次大爆炸。一些恒星在很久以前爆炸了，把所有的元素從它們的核心噴入太空。大約45億年前，在我們銀河系的一部分，空間中的物質開始坍縮。這就是太陽、還有它周圍的太陽系，以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材料的形成過程。

由此，你身體里的一切，以及你周圍能看到的一切，都是由稱為“原子”的微小物體組成的，小得你根本無法看到。從最基本的成分來看，你和巖石、水、動物、植物和空氣分子，并沒有什么不同。

相信原子論的人是“一元論”者，他們認為宇宙中的一切都受同一套物理定律的支配，而且這些定律在今天我們大都掌握了。宇宙中發生的一切都可以歸為物理學，物理學是最重要的。物理學解釋化學，化學解釋生物學，生物學解釋生命，生命解釋意識。所以我們也可以把一元論叫做物理主義。

DNA是生命的遺傳物質，而它的美麗的雙螺旋結構，是劍橋大學的科學家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共同發現的。那么這個結構具有什么意義呢？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自然》雜志上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假說”，即“你，你的快樂和悲傷，你的記憶和你的野心，你的個人身份和自由意志感，實際上只不過是大量神經細胞及其相關分子”。

對于我們普通人來說，這個假說很驚人，但絕大多數科學家都認為，它說出了一種再非常明顯不過的事實。當然，他們也能理解，為什么這樣的觀點讓很多人感到不安。原因有三個：

首先，很難將自由意志轉化為一個簡單因果關系的世界。這里我提到自由意志，這也是哲學上的一個深奧話題。在這里采取一個簡單的定義，所謂自由意志，就是能夠在不同的行動中進行選擇。判斷一個行動是好是壞，只有在這個行動是你可以自由選擇的情況下，才有意義。自由意志意味著人們可以做不同的事情。除非人們有某種自由意志，否則像建議呀、勸說呀、禁止呀這一類的事情，都是毫無意義的。

自古以來，哲學家和宗教家們就認為，文明取決于對自由意志的廣泛信仰，而失去這種信仰可能是災難性的。比如，偉大的啟蒙哲學家康德就相信，自由與善之間存在深刻的聯系。他認為，如果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那么強調人應該選擇正義的道路，就沒有絲毫價值了。

那么，什么又叫因果關系的世界呢？簡單來說，就是每一個原因都有一個相關的結果。因果關系有多重要？在我們受教育的過程中，在幾乎每一個學科的學習中，它會一次又一次地出現。

在數學中，它是理解運算順序或重新組合等概念的一種方式。

在閱讀和寫作中，理解因果關系可以幫助你們學會更有批判性地閱讀，并寫出具有迷人情節和人物的故事。

在科學中，可以幫助你們理解科學方法。

在歷史中，它提醒你一個歷史事件是如何在一系列原因和行為的鏈條中達到高潮的。

在社會關系中，因果關系是學會更合適地參與的一個關鍵方式。

而現在，我們面臨的情況是，科學界已經越來越大膽地宣稱，所有人類行為都可以通過因果律來解釋。比如，我們選擇命運的能力不是自由的，而是取決于我們的生物繼承性。

近幾十年來，對大腦內部運作的研究打擊了自由意志的觀點。大腦掃描儀使我們能夠窺視一個活人的頭骨內部，揭示出錯綜復雜的神經元網絡，并使科學家們達成廣泛共識，即這些網絡是由基因和環境形成的。神經元的發射決定了我們所有的思考、希望、記憶和夢想。

這就來到了讓普通人感到不安的第二大原因：我們被突然告知，我們都只不過是化學品和電子沖動的化身。盡管母親從小就告訴你，你很特別。你實在并沒有什么了不起，你就是像iPhone、胡蘿卜或颶風一樣基本的“東西”。

這很難讓人接受。這時另一種思想流派，我們稱為二元論，就站出來表示反對了。二元論者認為宇宙是由兩個（或更多）的東西組成的。是的，當然有原子，但還有別的東西。

這些別的東西可能是什么？我們大概首先會想到那些宗教的信奉者，對此有一個確定不移的答案。他們認為，這世界上既有物質，也有靈魂。他們不相信科學家是一切知識的驗證者，也不認為，人類憑著自己，從“沒有偏見”的觀點出發，不靠造物主的啟示幫忙，就能認識人的一切本質。

所以，人們容易將二元論立場歸于信仰層面，認定它缺少理論上的合理性，同時把一元論看作理性的和現代的。雖然那些相信上帝、或靈魂、或鬼魂、或“生命力量”的人確實是二元論者，但二元主義的帳篷要大得多，包含許多沒有宗教含義的觀點。我在這里談的不是無神論和有神論的區別，因為無神論和有神論是對上帝的信仰，而一元論和二元論是對現實本質的信仰。

除了宗教，思考二元論還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認為宇宙是由物質的東西和精神的東西組成的，精神上的東西包括希望和遺憾、愛與恨等等。雖然這些事情可能是由大腦中的物理過程引發的，但它們的體驗卻并不是物質性的。這是一個微妙的差異，但卻是一個很重要的差異。

一元論者認為，所有的原因最終都是物理性的，但對所有生物體，特別是我們這個物種來講，奇怪而奇妙的事情是，機械性的物理過程以某種方式產生了一些現象，卻無法還原為純粹的物理過程或由它來決定。尤其是人類的大腦，產生了人類的思想，雖然受制于物理規律，但卻受到非物理因素的影響，包括其他思想帶來的想法。這些想法可能會導致我們改變自己的想法，做出改變自身世界軌跡的決定。

我們是物理生物，但我們不只是物理的。我們有自由意志，因為我們是心靈、意義、思想的生物，而不僅僅是物質的產物。

不過我們畢竟生活在一個科學世紀當中。對自由意志的懷疑除了在實驗室里不斷爆出成果以外，也開始漸漸進入主流認知。例如，在過去十年中，使用神經科學證據的法庭案件數量增加了——主要是被告往往辯稱，是他們的大腦讓他們這樣做的。大腦現在正在獲得從音樂到廣告等各類事物的解釋權。決定論者正處于上升階段。這里的決定論，可以大致理解為“相信人類行為是物理法則的產物”。

這種發展，在相當大程度上，給我們帶來恐慌。因為自由意志的假設貫穿現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從福利規定到刑法。它滲透到流行文化中，并支撐著那些奮斗的精神與勵志的夢想——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在生活中有所作為，無論他們的起點如何。如果我們越來越多地把對自由意志的信仰看作是一種錯覺，那么所有那些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礎上的行為方式，乃至制度和文化，會發生什么？

2002年，美國的兩位心理學家產生了一個簡單而絕妙的想法：與其猜測人們對自己的選擇能力失去信心時可能會發生什么，不如做個實驗來看看。凱瑟琳·沃斯和喬納森·斯凱爾要求一組參與者閱讀一段論證“自由意志不過是一種幻覺”的文章，另一組則閱讀一段關于這個話題的中立文章。然后，他們讓每組的成員接受各種誘惑，并觀察他們的行為。對抽象哲學信仰的差異，是否會影響人們的決定呢？

是的，確實如此。兩組成員被要求進行數學測試，由于作弊很容易，那些認為自由意志是虛幻的人，更有可能非法偷看答案。當給他們一個偷竊的機會，那些自由意志的信念被破壞的人，偷竊得更多。這個心理學實驗證明，被誘導不去相信自由意志的人，更有可能做出不道德的行為。

好像，當人們不再相信他們是自由人的時候，也就不再認為自己的行為應當受到責備了。因此，他們就開始屈服于他們的基本本能。

在更多的實驗當中，心理學家得出了更多類似的結論。比如，那些更強烈地相信自控能力的員工，會更經常地按時上班，并被主管評為更有能力。事實上，對自由意志的信念比自認的職業道德等既定措施更能預測工作表現。而除了工作，對自由意志的信念較弱，也與學生的學習成績不佳相關。

還有，自由意志信念也影響到人的利他主義。例如，對自由意志信念較弱的學生比起信念較強的學生，更不可能自愿花時間去幫助同學。同樣，那些聽信了“科學已經證明自由意志是一種幻覺”的陳述而被激發出決定論觀點的人，不太可能給無家可歸者送錢或借給別人一部手機。

由此來看，相信自由意志是一種幻覺，已被證明會使人們缺乏創造力，更有可能墨守成規，更不愿意從錯誤中學習，更不情愿彼此感恩、互相幫助。各方面的反饋都指向一個結論：當我們接受決定論時，我們似乎放縱了自己的黑暗面。

現在我們終于明白沃森和克拉克假說的驚人性質了。它遇到的一個大麻煩是：如果道德責任取決于我們對自由意志的信仰，那么隨著決定論信仰的傳播，我們是否會在道德上變得越來越不負責任？

所以，第三個普通人難以接受科學家看法的理由是，很難從“所有的人類行為都來自先前的事件，并且最終可以從分子運動的角度來理解”這樣的觀點中，導出普遍的道德準則。說句極端點的話：殺死一個人似乎沒有比砸碎巨石更多的道德后果。

歸根結底，如果沒有自由意志，那我們生活的意義感就會喪失。而且，一個沒有自由意志的社會，是一個既沒有英雄也沒有惡棍的社會。想想看，人們正在考慮是否要履行他們的責任義務，比如在戰爭中跳傘到敵人的領土上，或者更平凡的職業要求，比如冒著風險去報道一些不法行為，如果他們中的每個人都接受沒有自由意志的說法，那么大家就可能會說：“無論他做了什么，他其實都沒得選——我們不能責怪他。”個人因此知道，如果采取了某個自私的選擇，也不會遭受譴責。這樣下去對社會是非常危險的。

決定論不僅破壞了指責，也破壞了贊美。假如，我確實冒著生命危險，跳入敵方領土執行一項大膽的任務，事后，人們也會說我別無選擇，因此不值得贊揚。就像削弱指責會消除做壞事的障礙一樣，削弱贊美也會消除做好事的動力。在此情況下，我們的英雄就會顯得不那么鼓舞人心，我們的成就也不再值得一提，結果，我們很快就會陷入頹廢和絕望之中。

超越進化論的文化戰爭

所以，自由意志似乎不存在，但人類社會卻又離不了。

在自由意志的事情上，我們遇到了可欲價值不兼容的問題?？茖W家們日益相信，傳統意義上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如果你是嚴肅的學者，很少愿意建議人們去相信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扇绻藗兿嘈帕丝茖W家的話，接受決定論的圖景，我們的社會就會變得極其糟糕。

以色列海法大學的哲學教授索爾·斯米蘭斯基為此得出了一個痛苦的結論：關于自由意志的真理，不能讓大家內化。斯米蘭斯基的觀點非常矛盾：自由意志確實是一種幻覺，但社會必須捍衛這種幻覺。如果要在真與善之間做出選擇，那么為了社會的利益，真必須去除。

我對這個答案不太滿意，總覺得人們是不是把自由意志和決定論過于對立了？自由意志和決定論難道不可以共存嗎？它們只是在不同層面上描述了我們的行為而已。

我們顯然都沒有我們愿意相信的那樣自由。沒錯，我的選擇受到限制，受到物理學定律、我的遺傳基因、教養和教育、我存在的社會、文化、政治和智力背景的限制。決定論者說得很對，我在某一時間出現在這個宇宙之中，出生在我的父母那里，出生在我的祖國，出生于某個種族，這些都不是我的選擇。在生命的早期，我不能決定自己的飲食，以及我與成年人和同齡人的互動。我不想生病，我也沒有選擇變老和死亡。

但即使我的選擇是相當有限的，并不意味著它們不存在。我沒有絕對的自由，并不意味著我完全沒有自由。為什么這么多人把“自由意志”等同于“非決定論”？我們的選擇是可以預測的，但并不意味著我們不做選擇。而鑒于我是我生活中的主要演員，所以我最好對我的行為負責。

像我前邊所講的，自由意志是社會中的責任、贊美和指責概念的基石。歸根結底，它事關你對自己生活的控制程度。如同神經科學家克里斯托弗·科赫所說：“自由始終是一個程度問題，而并非我們擁有或不擁有的絕對的善。”

所以科赫建議，從有關物理學、神經生物學和心理學的最新研究中，不妨吸取兩個教訓。

首先，采取一種更加務實的自由意志概念。努力使自己盡可能不受約束地生活，唯一的例外是刻意和有意識地強加給自己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出于道德考慮：不要傷害他人，盡量讓地球比你到來的時候更好。其他考慮包括家庭生活、健康、財務穩定和心態。

第二，試圖了解自身無意識的動機、欲望和恐懼，在此基礎上不斷地對自己的行為和情緒進行反思。

這時候就會發現，我們兜兜轉轉回到了哲學上——難道這些不是所有文化中的智者幾千年來所開示的教訓嗎？古代希臘人將“認識你自己”銘刻在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入口上方。而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種持續的內部審視使你對自己的行為、欲望和動機的敏感性更加敏銳。這將使你不僅能夠更好地了解自己，而且會令你的生活與你的性格及長期目標更加和諧。

神經科學家薩姆·哈里斯宣稱：如果科學界宣布自由意志是一種幻覺，它將引發一場文化戰爭，其激烈程度將遠遠超過在進化論上發動的戰爭。在我們生活的年代，進化論已成為絕大多數人的共識真理；但我們的孩子們，或許在他們成長的年代，哈里斯所說的文化戰爭會不可避免地全面鋪開。

這是因為，有關自由意志的辯論是如此頑固地存在，我們在兩個層面上的解釋始終無法達成共識：一方面，將人類視為自然界因果鏈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將人類視為自主的、有創造力的、有思想的生命。

然而，我們一定會慢慢走向對這兩個層次的更好理解，這將比更自由或者更決定論的幻想，都更加有助于我們最終成為更好的人。

（作者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