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曄旻/文

如果有人說，“時裝業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之一”，或許聽者會覺得這是杞人憂天而嗤之以鼻。但瑪克辛·貝達特在《被放大的欲望》一書里卻告訴讀者，這并非虛言。

《被放大的欲望》看上去是個顯得有點“大”的主題，實際上，貝達特在書中主要談的是牛仔褲從生產到消費，再到成為廢品的真實過程。牛仔褲是褲子的一種，于19世紀由美國人雅各布·W·戴維斯同巴伐利亞裔美國人李維·斯特勞斯發明并開始生產。最初只是為加州淘金工人所設計的牛仔褲，后來變成普遍的工作服，如今已到處可見。就像作者提到的那樣，牛仔褲“因兼顧實用性與時尚性而廣受歡迎”。

幾乎已經讓人熟視無睹的牛仔褲里又有什么故事呢？對于《被放大的欲望》整本書的主題而言，牛仔褲只是一個“引子”，以便令讀者可以跟隨作者的行文，“感受供應鏈的擴張蔓延和文化的高度融合，而正是這種融合讓時裝產業變成了今天這樣一種完全不透明的剝削性力量”。從這樣的引文也可以看出，瑪克辛·貝達特對時裝產業顯然是持有負面看法的。實際上，《被放大的欲望》以牛仔褲產業鏈為例，談到了時裝背后隱藏的兩個“陷阱”。

其一，是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借“全球化”對勞工權益的損害。提到牛仔褲，人們很容易想起“李維斯（Levi's）”這個品牌。其原因也很簡單，作為現代牛仔褲的發明人之一，1871年，李維·斯特勞斯將他的牛仔褲申請了專利，正式成立李維斯公司，后來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性公司。1996年，李維斯公司在北美雇傭了3.7萬員工，一年入賬70億美元，幫助得克薩斯州的埃爾帕索加冕成為世界牛仔服裝之都。

但現在的“李維斯”，卻變成了一個“國際品牌”，僅此而已。它在起源地美國已經不再真正制造任何東西，“其主要功能不再是生產，而是設計最佳產品組合搭配并將其執行落實”。原因也很簡單，這樣才能獲得最大的利潤：在埃爾帕索生產一條牛仔褲成本將近7美元，而在邊境另一側的墨西哥成本連7美元的一半都不到。到了東亞，一條牛仔褲的成本甚至只有1.5美元。

所謂“企業有且只有一項社會責任”，那就是（為股東）“增加利潤”。這正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令人略感唏噓的是，李維斯公司一度對此進行了抵制，“試圖堅持利益相關方制造模式”。但在“秉承股東利潤最大化的商業品牌盛行的市場”里，這卻顯得毫無競爭力：在短短五年里，李維斯的收入就從1997年70億美元降到了41億美元。最后的結局是可以想見的，李維斯也向“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屈服了，開始效仿競爭對手，降低生產成本。

可以說，這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最為可鄙的一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大衛·格雷伯在《毫無意義的工作》指出，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流行，“金融力量和管理階層真正聯結起來”，站在財富金字塔頂層1%的那些投資人、董事會成員或者頂級職業經理人攫取了生產率提高而帶來的利潤。與此同時，真正創造價值的基層員工被高層管理榨取得越來越猛——即所謂“減員增效”。在《被放大的欲望》里，讀者也看到了類似的一幕，既然牛仔褲的原料（棉花）已成為整個生產過程中附加值最低的組成部分，能夠削減的就只剩下生產牛仔褲的美國工廠及其工人了。而這并不妨礙高管拿走駭人的薪水——2002年的李維斯CEO薪水高達2510萬美元，比整個公司的凈收入還多。而這些美國削減（或者說放棄）的產能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亞洲，“曾經用于生產‘美國制造’牛仔褲的棉花開始渡過太平洋，變成我們可以用越來越低的價格購買的褲子……讓管理層和股東的口袋里裝滿現金”。

但在瑪克辛·貝達特看來，這遠非一件好事。一方面，許多工作了幾十年的美國工人隨著牛仔褲生產線的搬遷失去了工作（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需要削減的那部分“成本”），而這些工作本來能夠讓他們有錢購買牛仔褲；另一方面，在孟加拉國，“赤腳的工人受到辱罵和威脅，被迫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4小時，以極快的速度不停的縫制服裝”，拿到的報酬卻只勉強達到了當地的最低工資。更可怕的是，“一旦品牌認為孟加拉國的工人過于昂貴，生產線就會轉向更便宜的國家”。作者形象地將其稱為“逐底競爭”，并不無道理地指出，全世界的工人其實都是輸家。

如果說，“新自由主義”經濟是牛仔褲生產端里的一個陷阱的話，牛仔褲消費端的陷阱就是“消費主義”。在貝達特看來，“如果我們想得到的答案是長期的幸福感，而不只是瞬間血清素飆升的快感”，根本沒有必要購買一條新的牛仔褲”。細想一下，這似乎是個頗為奇怪的現象：牛仔褲本身就是一種耐用的褲子，為什么如今“全球每年會銷售12.5億條牛仔褲，每個美國女性的衣櫥里平均有7條牛仔褲”，人們有必要購買這么多牛仔褲么？畢竟，又不能同時穿兩條。

就像書名所言，“被放大的欲望”究竟從何而來呢？瑪克辛·貝達特提到了“有計劃的過時”這一概念。按照書中的說法，近代法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期望法國的服裝業能夠戰勝競爭者西班牙。因此，法國當局發明了一年兩次的“時裝季”，確保年復一年，每年兩次定期推出時尚新品。這樣一來，這一季所穿的服裝注定在下一季就會過時，也就需要重新購買當季的時尚服飾。這就是所謂“有計劃的過時”。“對于法國法院的一名法官來說，在1645年的夏季身穿1644年的夏季款服裝完全不可接受，即使那是最豪華的服裝也不行”。通過操縱人們的欲望來促進經濟增長的做法從此發源。

作者認為，在當代，社交媒體正在促進“消費主義”的風潮，其背后也有商業原因。人們往往愿意效法明星或者網紅的服飾穿搭，而這些人永遠都傾向于穿新衣服：“假設你因為穿某件衣服而得到酬勞，那么如果廣告主只付了一份廣告費，你為什么要為他們打兩次廣告呢？”這就是頻繁換裝的商業邏輯，而這也帶來了一個后果，也就是扭曲了大眾的消費常識，認為穿新衣是一種正宗甚至禮貌的姿態——哪怕衣柜已經充斥了同類型的衣服，還是要買件新的。

表面上看，“消費主義”的陷阱似乎不如“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危害性那么大——無非就是浪費而已。然而，《被放大的欲望》指出了深層次的危害，舊服裝或早或晚都會扔到，而這些二手服裝只有很少一部分會被重新利用（出售或捐贈），大多數將會淪為“垃圾”，被填滿或焚燒。前者會占用并污染土地資源，后者更會向大氣釋放溫室氣體，而服裝里的塑料微纖維也會釋放到大氣中并隨風四處飄散?？偠灾?，耗費地球資源制成一件衣服在只穿幾次之后就運輸到地球的另一端，讓它最終把這些資源散發到大氣中，污染人們的肺部和地球上的土壤及水道，這沒有任何意義。

解決辦法當然也是有的，同時很容易理解：如果每一年衣服被人們所穿的時間都增加一倍，那么服裝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可以減少44%。要做到這點，只需要跳出“消費主義”的陷阱，起碼從邏輯上講，這似乎并不困難。

但要跳出另一個陷阱，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就顯得不那么容易了。的確，作者對牛仔服的全球供應鏈的利益分配憤憤不平：發展中國家大多數服裝工人的收入僅占其所生產服裝的零售成本的0.5-4%。這就是說，如果你買了一條20美元的牛仔褲，工人們總共只能得到0.1-0.8美元，再分攤到整個流水線的30個工人身上，每個人只能從一條牛仔褲里賺取不到0.01美元的收入。

這顯然是不合理的。按照瑪克辛·貝達特的計算，如果服裝業工人的工資提高到可以養家糊口的水平，著名的H&M只需要將一件汗衫的成本提高12-25美分即可。“如果購買一件衣服時多付12-25美分就意味著給他人一個機會，使其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讓他們覺得生活在牢籠中，你愿意這樣做嗎？”

只不過，誰又能保證這多付的12-25美分，最后會落到那些流水線工人的手中呢？《被放大的欲望》既然引用了另一位新自由主義批評家丹尼·羅德里克的看法，認為在如今這樣的“超全球化的世界中，包括服裝品牌在內的跨國公司已經從政府手中接管了控制權，并正在為全球經濟制定規則，極大地阻礙了地方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又有什么手段可以約束這些公司，不將消費者多付出的那部分費用，納入自己的利潤之中呢？從這個意義上說，瑪克辛·貝達特在《被放大的欲望》書中提出的建議，似乎仍舊難免當代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反對者的痼疾：看得到病狀，提不出藥方。不過，最起碼，在讀完《被放大的欲望》之后，少買幾件時尚衣服以避免落入消費主義的陷阱，似乎還是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