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樹強/文

大蕭條初期胡佛政府的理念

可以說，赫伯特·胡佛的運氣是很差的，1929年初上任，僅僅半年之后就爆發了股市危機，隨后就開始了近代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胡佛對當時股市的投機行為頗為反感，在他被提名為共和黨候選人的那一周，股市下跌了7%。但由于害怕股市大幅下跌傷害實體經濟，胡佛也保持謹慎。1929年春天，胡佛邀請美國國內最大報紙的編輯們來華盛頓，慫恿他們反對股市的冒險行為。

美國在大蕭條之前及大蕭條發生后的一段時間內，盛行的是“清算主義”。清算主義認為，經濟運行波動無法、也不應該用政策來調節，市場會自動清算過度的投資和產能，并使經濟走向正軌。當時的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說到：“清算勞動力市場，清算股市，清算農場主，清算房地產市場。”很多人相信經濟制度是沒問題的，讓市場自由發揮作用就可以了。有一次，梅隆在國際商會上說：“我不相信有任何快速或驚人的治療方法，可以救治這個世界眼下所患的疾??；我也不相信，我們的社會制度存在任何根本性的錯誤，因為正是在這一制度下，我們在不同的工業國家實現了經濟富裕，其程度在整個世界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胡佛政府執行財政平衡政策（羅斯巴德認為胡佛并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批評其在大蕭條初期的一些政策具有干預經濟的傾向，并導致了大蕭條愈加嚴重），即使羅斯福執政初期，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財政平衡原則。1930年5月底，胡佛預計經濟會在秋季恢復正常，他告訴為公共工程項目請愿的代表們：“先生們，你們晚來了60天，‘大蕭條’已經結束了。”1932年5月，胡佛給一個公共工程倡導者寫信說，美國“不能靠揮霍而使經濟繁榮。”當民主黨控制的國會通過了一項2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時，胡佛否決了它并對此提出了嚴厲批評，稱之為“史無前例地濫用公共財產。”

《大撕裂時代》一書中寫到：胡佛對政府抗擊大蕭條的直接行動心存疑慮，他更喜歡讓經濟自然地發展，他堅持認為：“經濟不可能通過立法行動和行政決定來療救。經濟創傷必須通過經濟體的細胞（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行動來治療。”威廉·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的第一卷中寫到：“他（胡佛）認為金本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以英國為首的18個國家已經將其廢棄。他堅信，收支平衡是‘不可或缺的’，是‘絕對必要的’，是‘經濟復蘇的最重要因素’，是‘國家的第一要素’和‘所有公共和私人金融穩定性的基礎’”。

金本位在彼時人們的意識中根深蒂固。羅斯福上臺之后，一個重要舉措就是解除金本位對貨幣政策的捆綁，但當時面臨了較為強烈的反對。威廉·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的第一卷中寫到：“現在看來，是因為人們對黃金的追崇根深蒂固。幾個世紀以來，歐美各國一直嚴防黃金外流，把黃金視為西方文化的象征。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黃金是強國的象征，白銀則是落后國家的標志。一些共和黨人把貨幣貶值的策略描述為‘橡皮美元項目’……羅斯福的白宮預算辦公室主任則說，此舉意味著‘西方文明的終結’”。伯南克在《大蕭條》一書中寫到：“法國堅持金本位制是因為法國人希望不惜代價第努力保全龐加萊穩定帶來的利益，并維護國內各集團的利益分配；也因為當時有種盛極一時的經濟學觀點，即長期看，幣值穩定和財政緊縮是根治大蕭條的良方；還因為堅持金本位制與法國的民族自豪感密切相關。”

政府干預經濟

我們都知道大蕭條促使凱恩斯提出了一套關于干預經濟政策措施，并開啟了宏觀經濟學研究進程，但事實上，在大蕭條之前就有經濟學家提出了在必要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干預經濟。凱瑟琳·馬什在《大蕭條》一書中提到：“早在1928年，經濟學家威廉·特魯萬特·福斯特和瓦迪爾·卡辛斯就提出警告，當經濟萎縮時，政府干預將變得至關重要，以確保消費者有足夠的錢購買產品。”

斯基德爾斯基在《凱恩斯傳》中提到，凱恩斯于1932年1月在漢堡發表演講時告訴公眾，經濟復蘇的障礙并不在物質方面，而是在“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們的腦子里，也就是說，在于他們掌握知識的程度、判斷能力和理念。”無獨有偶，在斯特茲·特克爾所著的《艱難時代：親歷美國大蕭條》一書中，加德納·米恩斯口述到：“真正發生的是一場觀念的革命。我們走進20世紀，卻從19世紀的角度來描摹我們現實的經濟。我們的經濟是由高度集中化的大型公司組成的。這種經濟無論如何是無法用經典的經濟理論來描述的。羅斯福和‘新政’所做的就是轉變觀點，面對現實。”當大蕭條把正統經濟學打得丟盔棄甲的時候，非正統的觀念看上去也不那么瘋狂了。

在凱恩斯政策軌跡發展過程中，1933年初出版的小冊子《通向繁榮的手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本小冊子基本上已經形成了凱恩斯主義的思想輪廓。在書中，凱恩斯運用乘數理論論證了政府支出的必要性，按照凱恩斯的計算，英國的乘數為2，美國的乘數則大于2。凱恩斯也強調了國內政策的國際影響，認為一國國民收入增加將會通過對外貿易的途徑對其他國家產生正向溢出效應。在小冊子的結尾，凱恩斯警告道：如果這類措施被拒絕的話，“我們就必須期待現存的契約體制和債務關系體制停止運轉，而正統派的金融和政府機構的信譽將徹底垮臺。最終會發生什么結果則很難預料。”

在凱恩斯的藥方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財政赤字政策，而貨幣政策面臨流動性陷阱和動物精神的約束，并不一定能夠發揮作用。1933年12月31日，凱恩斯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致羅斯?？偨y的一封公開信》，寫道：“無論如何，提高物價的正確方法是提高總購買力以刺激生產，而不是其他辦法。答案是：赤字開支。”1934年6月，凱恩斯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一篇名為《總統的議事日程》的文章，寫道：“最大的希望仍然是增加政府開支，通過乘數作用，每月4億美元的開支將增加國民收入至此數的3至4倍。”

羅斯福上臺之后，實施了一系列政策來支持經濟，主要包括放棄金本位、貨幣貶值、提高農產品價格、刺激就業、聯邦救濟、減輕債務負擔、金融改革等，當時很多政策并沒有系統性，一些政策甚至是彼此沖突的，但重要的是羅斯福沒有奉行坐視不管的政策，而是采取了行動，激起了人們心底的希望。著名歷史學家艾拉·卡茨尼爾森在《恐懼本身：羅斯福“新政”與當今世界格局的起源》一書中寫到：“從富蘭克林·羅斯福宣誓就職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政府大幅度擴大了其在國內的執政范圍。一個曾經擁有57.2萬員工的聯邦政府部門僅僅在六年的時間里，員工人數增加到92萬，部門開支由46億美元增加至88億美元，增加了近一倍。一大批新機構成立，一系列‘新政’計劃開始實施。”

“經濟體制的病極為復雜，很少被人理解。如今，出現了這樣一位大夫，他的葫蘆里有一大堆靈丹妙藥，他舉手投足有一種權威的派頭，對待病人有和藹而細心的態度；美國人民興高采烈地歡呼他的出現。”（《大撕裂時代》）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大蕭條中銀行大規模倒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當數以千計的銀行開始倒閉時，不僅消滅了巨大的借貸來源，也使許多存款人失去了畢生的積蓄。伯南克在《大蕭條》一書中寫到：“商業銀行面臨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這既是由于它們數量眾多，也是因為它們在金融系統中所發揮的核心作用。研究大蕭條的學者都非常清楚，當時銀行危機極端嚴重。從1930年到1933年，每年營業的銀行倒閉的比例為 5.6%、10.5%、7.8%、和12.9%。由于倒閉和兼并，到1933年底，仍在堅持經營的銀行只有1929年的一半多一點。幸存下來的銀行也都損失慘重、茍延殘喘。”

來自弗吉尼亞的民主黨參議院卡特·格拉斯提出了將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分離的想法，格拉斯在金融領域經驗豐富，曾擔任過財政部長。來自阿拉巴馬州的眾議院民主黨議員亨利·巴斯科姆·斯蒂格爾支持格拉斯的想法，作為眾議院銀行和貨幣委員會的主席，斯蒂格爾在金融領域的經驗也十分豐富。但格拉斯和斯蒂格爾有一個重要區別，格拉斯反對將存款保險寫入法案，但斯蒂格爾則支持將存款保險寫入法案。最終，存款保險被寫入了1933年6月發布的《1933年美國銀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但隨著20世紀80年代之后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興起，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呼聲不斷，受法案的約束，美國銀行界認為它們在與國外金融機構競爭時面臨著巨大的劣勢，《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一些條款逐漸被廢除。對《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致命一擊是花旗集團收購旅行者集團，根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規定，花旗集團應該在兩年內出售旅行者集團的保險業務。為此，花旗集團發起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限制性條款的運動，并最終獲得了成功。1999年，克林頓簽署了《格雷姆-里奇-布萊利法案》（即《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主要條款，允許銀行再次涉足投資、保險等領域，而這也被認為是2007-2009年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之一。

2010年1月，奧巴馬政府的經濟復蘇顧問委員會主席、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Volcker)提出以其名字命名的“沃爾克規則”，禁止銀行業開展自營交易，將自營交易與商業銀行業務分離，即禁止銀行利用參加聯邦存款保險的存款，進行自營交易、投資對沖基金或者私募基金。但隨著金融危機的傷疤逐漸愈合，美國金融界又忘了疼痛，推動對“沃爾克規則”的修改甚至廢除，從而對金融機構進行松綁。

蘇聯及社會主義受到青睞

人在無助的時候會訴諸于一些精神上的東西，如宗教，甚至迷信。在大蕭條時期，長期糟糕的經濟狀況使美國人感到十分絕望，甚至求助于占卜，導致占卜一度十分流行。另外，既然資本主義出現了如此嚴重的問題，反觀社會主義卻運行的較好，那么社會主義道路似乎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威廉·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第一卷中寫到：“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早期，國內向國外移民的數量超過入境移民量。蘇美貿易公司是一家位于紐約的蘇聯交易機構，每天會收到350份美國人想定居蘇聯的申請。”美國著名評論家和作家埃德蒙·威爾遜說到：“蘇聯是‘世界上道德的最巔峰，那里的光芒永不熄滅。’”就連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讀馬克思的著作，他寫到：“要進行改革，可能必須加入共產黨。”

斯基德爾斯基在《凱恩斯傳》中寫到：“哈羅德·尼克爾森在1931年9月24日的日記中記有‘史蒂文·斯班徳（英國著名詩人）同我的大部分朋友一樣，變得有點布爾什維克化了’”。“安東尼·布朗特在羅馬待了一年之后于1934年10月回到三一學院做研究員時發現：‘我的所有朋友……差不多所有的知識分子和來劍橋讀書的有才華的年輕大學生們……這些‘最聰明和最優秀的人’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醫治戰爭、法西斯主義和失業的良方。”

《大撕裂時代》中寫到：“觀念在不斷改變，人們對蘇聯的實驗有著強烈的興趣……那些溫文爾雅的自由主義者們，頗為自己的思想開明而自豪，他們互相安慰對方：‘畢竟，我們有些東西要向蘇聯學習’，尤其是關于‘計劃’，很多更直率的自由主義者則干脆一頭扎進了共產主義。”

二戰徹底結束了美國經濟蕭條

羅斯福的新政成功了嗎？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如果從經濟表現來看，只能說新政有效果，但還不能說完全挽救經濟于水火。雖然羅斯福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使美國經濟逐漸復蘇，但復蘇是不穩固的，經濟還沒有完全走出衰退的泥潭，依然步履蹣跚。失業率在10%以上，例如1937年美國的最低失業率為14.18%，并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不斷惡化，1939年美國的失業率已經超過了17%。

二戰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也對經濟產生強烈沖擊，但對于美國來說，這種沖擊是正向的，產生了強大的需求力量，徹底將美國從衰退的泥潭中拉了出來。1940年6月，羅斯福簽署了《海軍擴充法案》，決定將美國海軍噸位提高11%，增加國防開支。7月，又通過了85.5億美元的海軍擴建計劃。與此同時，雖然美國1935年宣布中立，但允許交戰國從美國私人公司購買武器。國防支出激增使數百萬人的生活狀況有所好轉，同時也給經濟帶來了積極作用。1941年，美國有556萬人失業，失業率為9.6%，比上一年的14.45%大幅減少，僅約為1939年的一半；至1944年，美國的失業人口降至僅為67萬人。

約翰·戈登在《偉大的博弈》一書中認為，實際上，大蕭條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結束的。在1940-1944年，美國經濟擴張了125%，成為其經濟史上最令人注目的一段高速發展期。在這些年里，民用經濟幾乎在不間斷地增長。

我們從大蕭條學到了什么

人類的記憶具有兩面性，即使非常久遠的事情，也能深刻地印在腦海中；反之，有些較為近期的傷痛卻很容易被遺忘。至少在經濟和金融事務上，人類是健忘的，好了傷疤忘了疼是我們在經濟金融事務上最容易出現的現象，否則我們也不會反復經歷痛苦的經濟金融危機。2007-2009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來看很多經濟金融指標再次出現了不合意的進展。

不平等持續惡化。從激勵的角度看，適當的不平等會向社會提供一定程度的激勵，有利于經濟增長，但收入不平等或貧富差距擴大則會損害這種激勵，對經濟和社會產生負面影響。不幸的是，近年來，貧富差距擴大已成為全球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以美國為例，美聯儲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二季度，美國前1%最富裕的家庭所擁有的的財產達43.27萬億美元，已經超過了9成美國家庭財產的總和，并且這些超級富人的財產在2020年疫情爆發后顯著增加。從收入來看，全球不平等數據庫（WID）的數據顯示，2019年美國頂層10％人群的收入占比為38％，中間40％人群的收入占比為42％，而底層50％人群的收入占比不足20％。全球債務屢攀新高。債務就如美酒，小飲怡情，酗酒傷身。

歷史不幸地記載著，債務水平上升增加了債務危機的發生率。Rogoff等（2021）最新的研究顯示，2020年，全球債務占GDP的比例上升了29個百分點，達到GDP的262%，是1970年以來最大的年度增幅。這種大幅增長是多方面的，在政府和私人債務、國內和外部債務以及大多數國家都很明顯。在新興市場國家，總債務已經達到GDP的206%，這是至少自197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在大約90%的新興市場國家中，2020年的債務比2010年高，在一半新興市場國家中，債務比GDP高出30個百分點以上。發達國家的總債務在2020年達到GDP的300%。一些國家的股市、房地產等領域持續繁榮。自從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部分發達經濟體的寬松貨幣政策就一直在線，即使美國短暫收緊貨幣政策，但疫情又打開了寬松之門。且不論對實體經濟產生何種影響，至少對股市等金融資產的刺激是立竿見影的。

以美國股市為例，如果忽略短期的調整，在美聯儲近期加息之前，美國股市從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已經持續了超過10年的增長，已經有很多學者對股市這種上漲提出了警告。與此同時，房價在金融危機后也再次開啟了上漲進程，不斷觸及新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所統計的37個富裕國家數據顯示，實際房價在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間上漲了近7％，這是過去二十年間同比增幅最大的一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金融穩定報告中警告，隨著美聯儲和其他央行收回其在疫情期間提供的支持，全球股票價格和房屋價值面臨驟降風險。金融監管再次經歷輪回。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金融自由化退潮，世界進入了新一輪嚴監管的進程，各國陸續出臺了宏觀審慎措施平抑金融周期、抑制系統性風險。金融危機的傷疤似乎還在隱隱作痛，但金融業已經再次開始了狂歡。雖然各項宏觀審慎政策在持續推進，但放松監管的呼聲又再次響起，美國逐漸放松了沃爾克規則對金融機構的約束。例如，2020年6月美聯儲、美國貨幣監理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批準了對沃爾克規則的修改，允許銀行增加對風險投資基金的投資。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是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的一個休止符，其前后的經濟樂章完全不同，政府在經濟演奏中的角色也迥然有別。大蕭條之前，政府似乎是經濟演奏的旁觀者，“不參與”是那一時代的信仰；但大蕭條之后，政府成為經濟演奏中的重要角色，有時甚至會左右經濟演奏的樂章。

對于經歷大蕭條的那一段時期的很多人來說，生活是無望的，正如《大撕裂時代》一書中所說，關于大蕭條，最糟糕的事情多半是它冷酷無情地持續了一年又一年。也正是因為人們生活如此悲慘，解救人們于痛苦的蕭條之中似乎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大蕭條完全改變了關于政府和市場之間關系的理念，這或許是大蕭條最重要的遺產之一。凱恩斯在給朋友、劇作家喬治·蕭伯納的信中寫到：“你要知道，我相信自己寫作的這本經濟學理論著作（《通論》）將會極大地革新——我想不是馬上，而是在接下來的十年里——人們對于經濟問題的思考方式。”在這一點上，凱恩斯略顯保守，《通論》所蘊含的思想已經重塑了各國決策者看待經濟問題的方式，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凱恩斯的思想依然會熠熠生輝。

但是，任何事情都要適可而止，政府在必要時候支持經濟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如何準確地把握一個度。正如《大撕裂時代》一書中所說：“有一種憤世嫉俗的說法似乎不無道理：在1930年代應用于整個美國的經濟良藥中，只有兩劑藥被證明大抵有效，但這兩種藥都有成癮的傾向，如果經常使用的話很可能是致命的，這兩劑藥就是通脹和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