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苑/文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在準備出門時遇到梁漱溟，梁濟在談到當時的歐洲戰況時問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肯定地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然而，這個善意的勸慰無法消釋梁濟心中的郁結，三天之后，梁濟投凈業湖自盡。六十多年后，梁漱溟在晚年口述中不無苦澀地回憶起了這段經歷。非凡的心智留下的語言文字，總是可以跨越時空，在擁有類似困惑的真摯靈魂中激蕩起深刻的共鳴。在梁漱溟完成這個口述的多年之后，江緒林在一趟前往東南亞的旅程中閱讀了這部口述實錄并感到“豁然開朗”。應當說，吸引江緒林的并不是梁漱溟所持有的特定理論立場或政治立場，而是梁漱溟豐厚的思想資源與個體生命，這讓梁漱溟在比父輩與后輩的學者經歷和見證了更多的苦難、動蕩與險惡的情況下，仍在言行中顯露出更多的從容、豁達和樂觀。江緒林認為，梁漱溟的生存智慧與思想境界帶給當代自由主義者的一大啟發是：無論自由主義者的處境有多么脆弱與艱難，他們都可以從各種偉大的宗教和哲學傳統中汲取能量，不被絕望所壓倒，“豁達而充滿希望地以人性之光透視歷史和政治的幽暗之處”。自由主義者作為現代人，他們的生存處境也面對著來自虛無主義的種種困惑與威脅。出于諸多有意無意的歪曲，自由主義總是被某些人認為要對虛無主義的生活方式與智識狀態負責，甚至江緒林悲劇性的自殺事件也被某些流俗的意見倉促地理解為虛無主義的不幸后果之一。殊不知，江緒林的整個智識生涯的一個主導動機就是抗辯對自由主義提出的虛無主義指控，通過結合各種哲學資源與思想資源，江緒林不僅批判性地深入反思了當代虛無主義，而且還指出了克服虛無主義的可能道路。崇明與肖海鷗等江緒林的好友在江緒林所撰寫的200萬文字的基礎上精心編選的文集《生命的厚度》，則為讀者相對完整地呈現了江緒林剖析與超越虛無主義的那條充滿啟發的獨特思路。

一

在當代智識世界中，自由主義之所以被指控為虛無主義，這主要導源于以下兩方面原因：第一，自由主義經常被誤解為在倡導一種不受任何道德與法律約束的絕對自由，或至少缺乏對平等和公正等傳統倫理價值的必要關切，自由之花因自身沒有扎根于豐厚的精神土壤而顯得搖曳不定。第二，在以卡爾·施密特與列奧·施特勞斯的名義形成的某些智識時尚的影響下，不少學者認為，自由主義“大力鼓吹所謂的寬容精神”，任由人們對種種價值問題做出自由抉擇，這消解了善惡、對錯與正義與否的客觀標準，助長了諸多反對自由與寬容的獨斷思潮的野蠻發展，甚至導致了自由主義在某些政治環境下的自我毀滅。

江緒林在他的研究與思考中對以上這兩方面的指控都做出了有力的回應。通過對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的深入闡釋，江緒林力圖表明，自由主義傳統在當代的一個顯著進步或更新恰恰是“把正義放置到自由主義的思考中心”。通過現代契約論與理性選擇范式的技術性論證，羅爾斯將自由社會中的公平正義概括為兩條原則：一是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則，公民平等地擁有基本的政治權利和自由；二是涉及物質利益分配的差異原則，社會財富的分配將最大化最低收入者的福利。由此可知，在文明社會中的自由權利與公平正義并非兩個必定相互排斥的理念，而是可以通過令人信服的方式將兩者“置于理性的新基礎上”，自由社會給予弱勢群體以幫助不僅是道德的要求，而且也是自由主義所倡揚之理性的邏輯要求。

關于自由主義所蘊含的寬容精神，江緒林的主張是，人們不應當根據當代某些學者對這種寬容精神所做的似是而非的解讀來做出評判，而是應當追溯其歷史根源?？v觀人類的政治思想史，這種寬容精神大致導源于兩個傳統——啟蒙思想家的自然權利學說與基督教的寬恕之愛。就前者而言，啟蒙思想家所肯定的寬容精神主要是為了保護自由思想免受不公正的政治壓制與宗教迫害，他們不可能贊同人們去寬容專斷的權力與獨斷的教條。就后者而言，江緒林強烈反對片面地強調基督教的仁愛，基督教并非毫無底線地寬恕各種罪惡，恰恰相反，“《新約》圣潔的寬恕之愛，須以《舊約》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正義來奠基”。盡管耶穌的仁慈是沒有限量的，但“基督教的愛是公義的愛，不是泛濫的慈悲”，這就意味著“地上的公義也要得以伸張，讓人免于侵害和恐懼”。在遭受了不公正的對待，卻又缺乏正常的政治表達和救濟手段的情況下，一個人捍衛自身的血性必不可少，否則就會淪為“沒有靈魂，沒有希望，爬行在地上”的奴隸。因此，無論是從哲學的根源上看，還是從宗教信仰的根源上看，自由主義都沒有放棄是非善惡的客觀標準，沒有放棄與強權的暴行進行斗爭的勇氣和意志。不難看出，自由主義所蘊含的寬容精神取決于具體的對象：對于那些真心講道理的理論對手，自由主義者會捍衛他們表達不同見解的權利，但對于那些表面上講道理，暗中卻不擇手段地清除異己的野心家，自由主義者則會果斷地采取其他堅守底線的應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憑借著這種靈活的智慧與果敢的意志，自由主義才在充斥著殘酷斗爭與巨大動蕩的人類歷史中存活下來并在當代文明社會中煥發勃勃的生機。

在江緒林看來，關于虛無主義的指控之所以會強加到自由主義之上，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們并沒有真正把握虛無主義的本質特征。虛無主義不僅僅是否認善惡的客觀標準，因而無法在諸多價值和善好之間排序。更為重要的是，虛無主義徹底消解了諸多理想和信仰的超驗維度與獨立價值，轉而讓權力占據了終極價值的寶座，于是，虛無主義者讓智慧服務于權力，一切智識成就與文明成果都被虛無主義者視為攫取權力的手段和工具。江緒林認為，正如柏拉圖的《理想國》所深刻揭示的，人類的一種根本處境恰恰是，城邦生活或政治生活是一種不完美的狀態。在對美好生活的尋求中，“好的政治秩序必然是某種被逾越的東西”，哲學的智慧在政治之外確立了一種獨立的價值標準，以便于建構“一個比好政治更美好的領域”。因此，在好的城邦中，哲學與智慧是優于權力的，“權力要追隨和聽命于智慧，而不是智慧聽命于權力”。

當然，不可能指望虛無主義者會接受以上這個建議，柏拉圖對話錄的相關論述顯示，哲學家與虛無主義者的競爭和較量在古希臘時期就相當激烈，虛無主義并不單純是一種現代的產物，而是擁有漫長的發展歷史。為了克服虛無主義，就需要追溯到虛無主義的歷史源頭來把握它的真實面目，而江緒林厚重的哲學筆記則為洞悉這個疑難問題留下了諸多重要的線索。

二

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七卷中講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洞穴寓言：一群囚徒被鐵鏈鎖在山洞里面，他們的頭部只能面向石壁，光源在他們的身后，他們卻看不見。他們看到的僅僅是各種事物在光線的作用下投射到石壁上的影子，他們把這些影子當作真實的事物。終于有一天，其中的某一個囚徒成功粉碎了他的桎梏，跑出這個洞穴，看到了太陽與陽光下真實存在的事物。這個人跑回洞穴，將他親眼所見的實際情況告訴其他囚徒，那些人不是認為他的眼睛被外面的世界弄壞了，就是嘲笑他的瘋狂。當這個人要釋放其他囚徒并把他們帶到洞穴之外去時，人們甚至打算逮住殺掉這個破壞洞穴秩序的人。按照一種流俗的解釋，柏拉圖的洞穴寓言表達的是感性世界的幻象與理念世界的真理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但它的寓意顯然并非僅僅局限于認識論，值得人們進一步追問的是：究竟是在什么人的精心安排下，這群被封閉于洞穴之中的囚徒才會如此執迷于冰冷石壁上的蒼白幻象？

根據江緒林關于柏拉圖對話錄的哲學筆記，不難推斷，這個布局的幕后黑手之一是在古希臘城邦中炙手可熱的智術師。智術師是一群以傳授修辭術為謀生手段的“智者”，其代表人物為高爾吉亞、普羅泰戈拉與色拉敘馬霍斯等。盡管智術師熱衷于將他們的修辭術修飾為一種通過知識來說服他人的自由技藝，但高爾吉亞在吹噓修辭術的神奇功效時承認，一個人在精通修辭術之后，即便在不知曉專業知識的情況下也可以運用修辭術來說服無知的大眾，讓自己顯得比這個領域的專家更有說服力，因此修辭術帶來的是某種“最偉大的幸福”，即讓一個人擁有通過語言來“控制他自己的國家的其他人的自由”?？梢?，盡管智術師在公開的演說中會頻繁而又優雅地頌揚道德與信仰的高貴，但他們實際上并不關注是非對錯的客觀標準，他們真正關注的是利用民眾在道德與信仰上的意見乃至偏見來操控民意，說服民眾按照智術師規劃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動。

智術師并不真正相信客觀的知識與真理的存在，普羅泰戈拉就相當自信地表示：“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所謂的真理似乎都可以被人的具體立場相對化。當然，普羅泰戈拉并未明確說出成為萬物尺度的究竟是哪些人，但倘若再考慮色拉敘馬霍斯所極力為之辯護的那個將強權等同于公正的立場，那么就不難認識到，智術師心中至為推崇的只不過是世俗的權力，智術師所宣揚的知識、真理、道德和信仰，統統是他們用來服務于權力，讓民眾沉迷于種種心智幻象的手段。誠如柏拉圖指出，歸根到底，智術師的修辭術就是一種用來迎合專斷權力的“奉承術”。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智術師是虛無主義的重要歷史根源之一，虛無主義者所運用的種種話術與陰謀，幾乎都可以在智術師那里找到原型。

盡管蘇格拉底積極運用邏輯與理性辯論的技巧來揭示智術師的修辭話語所蘊含的種種矛盾，但智術師依舊在雅典的貴族與平民中找到了大量的追隨者，并孕育出了為數不少的僭主和政治野心家，讓雅典城邦多次陷入危機與動蕩之中。當雅典人試圖為這些不幸的災難尋找罪魁禍首時，這些智術師則搖身一變，把自己裝扮成雅典民眾公共意志的忠實代表，全方位地運用詩歌、戲劇和演說的修辭策略，打造與傳播蘇格拉底不敬神與敗壞雅典青年的刻板印象，將民眾的憤怒與敵意處心積慮地引導到了他們的理論對手蘇格拉底身上。顯然，虛無主義者的拿手好戲就是把自己偽裝成虛無主義的反對者，再憑借自己作為道德審判者的身份倒打一耙，用虛無主義來污名化自己的理論對手。

智術師的陰謀或許獲得了成功，蘇格拉底被雅典法庭通過投票的方式判處死刑，但智術師的這些陰暗行徑讓熱愛自己導師的柏拉圖留下了終生難以忘懷的惡劣印象。柏拉圖不僅在自己的對話錄中花費了大量的篇幅來揭露智術師以及修辭術的真實本質，而且還在自己的哲學體系中建構了一個超越世俗權力支配，不斷喚起人們對于真理與公正的終極關切的理念王國。在柏拉圖及其追隨者的艱辛努力下，智術師各種詭辯的矛盾與缺陷被公之于眾，即便后世不時有人想要為智術師翻案，但智術師這批源初的虛無主義者很難在西方哲學主流中占據一個令人尊敬的位置。

盡管如此，現代哲學的反形而上學傾向又為虛無主義的重新崛起創造了條件：康德將世界劃分為“現象”與“本體”兩個部分，本體世界是確保人類的道德與自由的理論預設，但人類的理性沒有能力認識本體世界。實證主義者將康德的做法激進化，他們宣稱，超感性的本體世界是沒有意義的，科學與哲學應當把注意力僅僅聚焦于現象領域。尼采反對實證主義僅僅停留于現象，卻又承認事實存在的立場，他倡導的視角主義主張，“恰恰沒有事實，只有解釋”，而解釋是強力意志成為主人的一種手段。海德格爾進而宣稱，真理就是有所遮蔽的去蔽，而這種可以對真理不斷加以修飾的去敝活動，則取決于此在的本真存在所憑借的“眼下瞬間的決斷性”。正如江緒林所敏銳指出的，海德格爾的真理觀為施密特的“區分敵友的政治決斷”觀念提供了“存在論的支撐”，這也就意味著，海德格爾摒棄了德國觀念論乃至西方傳統哲學對真理的終極關切，海德格爾的此在“失去了理性的護佑”。

不管上述哲學家各自的理論初衷是什么，但他們對超驗領域的激烈批判，確實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現代人對真理與客觀性的終極關切，事實與真相似乎成為了一種可以任由權力肆意加工改造的事物，于是虛無主義這位最陰森可怕的客人就站到了現代社會的門口，它為各種激進的政治宣傳活動打通了一條便捷的道路。正是在虛無主義甚囂塵上的智識氛圍中，希特勒煽動種族狂熱的政治宣傳成為了可能。希特勒不無得意地指出，“彌天大謊總有一種使人相信的力量”，因為多數大眾“自己經常在雞毛蒜皮的事情上撒小謊，但是以犯大錯誤為恥。他們從來沒有膽量想過編造一個巨大的謊言，他們也不敢相信有人敢這樣不顧廉恥地撒彌天大謊”。希特勒的這套宣傳技巧并沒有隨著他的倒臺而消亡，只要哪里的智識思想深受虛無主義的影響或支配，哪里就會盛行這種操控人心的修辭技巧。江緒林以他深沉而又敏銳的筆法描繪了他所處的智識環境與生存處境，這些文字充分表明，虛無主義并不是一種遠離現實生活的抽象觀念，事實上，虛無主義與我們的距離并不遙遠，在我們身邊隨處可以看到虛無主義有意無意留下的悠長陰影。

三

據說，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布朗山附近長了一種蘑菇，它們通過釋放孢子讓人產生非常真實的幻覺并陷入沉睡，這些睡夢中的人則淪為這些蘑菇的營養而慢慢被消化掉。更為奇妙的是，每當這些犧牲品感覺自己的情況不太正常，有可能從夢境中清醒時，他們就會進而陷入自己通過掙扎已經獲得解救的新幻境之中，于是他們又安心地返回到了那種讓自己走向死亡的沉睡之中。不管這個傳說是否真實，這種蘑菇制造幻境的策略，已經被新時代的虛無主義者用來操控洞穴內的囚徒，于是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有了后續的發展：隨著洞穴之外的信息不斷傳入洞內，越來越多的囚徒想要砸碎枷鎖走出洞穴了解實際情況。洞穴支配者相當清楚，一味禁止只會讓囚徒更加向往洞穴外的光明，于是他們主動卸除了囚徒的枷鎖，但在通往洞穴外的道路上精心安排了一批據說親自去過洞穴之外的引導者，這些引導者會將囚徒引向洞穴支配者利用各種技術建構而成的“擬態環境”，并借助精巧的話術讓囚徒去崇拜高高懸掛在那里的人造太陽。這種人造太陽同樣散發出耀眼的光芒，但它與真正的太陽的不同之處在于，它的光芒不會激發人們與黑暗抗爭的斗志，只會魅惑人心地助長人們與黑暗和解；它的光芒不會激發人類的自由思想與生命力，只會把思想的荒漠照耀得更加荒涼，即便其中偶然出現少許清泉，但“荒漠溪流的清泉總是蒸發得比積累更快”。

虛無主義者之所以可以在民眾中掀起一陣陣狂潮，這主要是由于許多民眾也處于道德與信仰上的虛無狀態，民眾中最典型的一類虛無主義者是被孔子稱為“德之賊”的鄉愿之徒。這種人表面上是忠厚老實的老好人，但實際上則是偽善欺世，處處討好，不分是非，熱衷于與邪惡勢力同流合污的人。當他們遇到不公正行為的受害者時，他們或者以幸災樂禍的態度在旁邊沉默不語，或者打著為受害者身心健康著想的名義，讓受害者保持情緒穩定，不要把事情鬧大，而根本沒有勇氣站在受害者的立場上對各種不公正的權力或權威提出任何批評。也正因為如此，這些“好心人”的所謂的勸解，往往會讓受害者陷入更加深沉的抑郁狀態乃至絕望狀態。

在江緒林看來，在一個虛無主義盛行，缺乏本真信仰的社會里，“世俗潮流和利益洗滌一切”，在未來等待著人們的就不是思想的覺醒，而是“冷酷命運的鐵索輪回”。一個真正背負自由理想的人在此時不應過于急促地去燃起火光，而是更應該滿足于首先守護黑夜，“借此或可防御日常生活中那些虛假的黎明”。江緒林在這種處境下倡導的典范是公元4世紀基督教的圣哲，他們并非旨在鑄改羅馬帝國的秩序，而是“尋覓靈魂的拯救，不經意間播下自由心靈的種子”。

虛無主義利用種種理想和道德來制造光明的幻象與狂熱的崇拜，讓民眾的靈魂變得淺薄、貧乏和驕橫。但“僅僅因為某些錯謬的理想深深地玷污了人類歷史而否定一切高遠理想的可欲性是因噎廢食。當代人最大的問題或許不是美善理想的誘惑，而是不敢信賴美善、不敢相信和堅持絕對的美善”。因此，要克服虛無主義的困擾，現代人就有必要回歸到種種偉大的哲學傳統與宗教傳統之中，借助那些傳統中的自由境界與處世智慧，塑造擁有豐厚生命與終極關切的自由靈魂，以便于對抗虛無主義的欺詐誘惑與庸常生活的沉淪墮落。

四

2016年2月19日晚，江緒林在辦公室自縊身亡。自此以后，總有一些人會對此做出這樣一種草率的評論：江緒林的這個選擇違背了基督教禁止自殺的誡命，這或許意味著江緒林柔弱的心靈無法對抗虛無主義的侵襲。但正如肖海鷗指出，江緒林的“自殺不是境遇性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決定。在此刻，他的精神足夠強大到讓他去做這個決定，而不是因為柔弱被壓垮了才去的”，可以說，江緒林做出自殺的抉擇，恰恰體現了江緒林拒絕被虛無支配和奴役的決心與意志。

眾所周知，江緒林出生于湖北紅安鄉村，“身世可謂凄苦”，他在高校并非沒有通達顯赫地位的道路，但他的心性“寧愿選擇艱難中的自由，也不愿去佩戴卑躬屈膝的浮華與舒適的枷鎖”。江緒林維持基本生計的條件越來越苛刻，甚至連臨時居住的宿舍都需要每年申請，才可以避免自己被驅逐出去。倘若江緒林像叔本華、克爾凱郭爾與維特根斯坦那樣擁有豐厚的遺產，那么這些困境自然難不倒他，但江緒林的貧寒家境卻不可能給予他這樣的財務自由。

在這個“偉大的事物向來都處在危險之中，平庸才更安全”的環境中，江緒林深深地認同昆廷·斯金納的如下見解：“奴役孕育著奴性。如果你在他人的慈悲底下討生活，你的最強烈的動機將永遠是不去冒險。換一種表述：你的處境決定了有許多種選擇你將避之，另有許多種選擇你將取之，最終的結果將是，你的行為自由被設置了數不清的限制。”江緒林擔心在“溫水煮青蛙”之下，自己變成宏大敘事中的一顆“螺絲釘”。

江緒林認為，在追求自由理想的過程中，痛苦和憂傷或許不可避免，但它們并不一定是可貴的；真正可貴的是“靈魂的烈火，不管在什么處境中，總在熾烈地燃燒，無論是照亮暗夜，是烤燒污垢，還是煉凈自身”。與其被規訓成沒有自由靈魂的行尸走肉而在世間茍活，不如用靈魂的烈火將自己煉化為一顆自由心靈的種子。“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上死了，它仍然只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一切誕生都是從黑暗向光明誕生，種子必須種入土地并在黑暗中死去，為的是讓更美好的光明狀態成長起來，得以在陽光下發展。”可以相信，江緒林先生播撒的種子終會在每一個“不愿意被此世的不幸和沉淪淹沒”的理想主義者的心底茁壯成長，激勵著他們在江緒林先生用自己的文字和生命鋪就的自由之路上不懈地追尋著本真的理想與尊嚴。